- 关于毛派... - CLQ工作室提供技术支持

您的位置：首页 >> 军事文摘 >> 主题: 关于毛派... [回主站] [分站链接]

您的位置：首页 >> 军事文摘 >> 主题: 关于毛派... [最新] [回主站]

标题

关于毛派...

clq

浏览(13) + 2006-04-13 20:10:28 发表编辑

关键字:

来自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4&Page=1&TopicID=1422250
-----------------------------------------------------------------
他们也许不会成功，但肯定会留下历史的印记。每当说到这个我总想起在一个地方台采访的那些到东南亚“帮助革命”“失败”后留在异国的那两个知青。
-----------------------------------------------------------------
这里引用普拉昌达对英国BBC记者采访的回答：
查理•哈维兰：普拉昌达主席——你们的战争现在已有10年之久了。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旅游业大大下降。农村地区的穷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生活在恐怖之中。13000人丧生。这是一场灾难，不是吗？

普拉昌达：我们当然从不认为这是好事。

当我们开始发动这场人民革命的时候，我们努力通过和平的方式提出尼泊尔人民和社会的迫切要求。

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在议会里的时候，我们按照程序提交了40点建议，为的是和平地解决尼泊尔的问题。然而，统治阶级和封建分子并不打算和平地解决尼泊尔的问题，而是通过野蛮非法的方式迫害我党的工作人员和支持我们的人民，他们迫使我们和尼泊尔人民拿起武器。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情愿13000人被杀害。我们无疑为之悲伤。但责任并不在我方。责任在于一小撮想要使尼泊尔继续保持为一个中世纪封建国家的特权阶级。这是我们的信念，我想，这是事实。

查理•哈维兰：我们谈到了“封建贵族”。您说他们是你们最大的敌人。不错，他们处在安全的环境里，主要是在加德满都和其它城市。而遭受灾难的还是农村地区的穷苦人，这不是事实吗？

普拉昌达：这不是事实。在历史上，无论哪儿爆发革命运动，当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在革命的进程中，一小撮封建分子会躲藏在军队的翼护之下。他们会躲藏在那儿，直到他们的末日来临。但最终，从历史上可以看到，革命会消灭这些封建分子，最终这些封建分子们一定会被带到人民法庭前接受审判。

我们相信，在不远的未来，这些反动分子们将被送上人民法庭接受人民审判。但当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躲在军营里和军队的保护之下。所以他们不是一开始就会捉到的。

历史总是表明了这一点。

查理•哈维兰：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人们害怕你们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有一个恶梦般的预兆——毛泽东主义者会通过血腥的手段攻占加德满都，接管政权。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加德满都是你们的目标吗？

普拉昌达：美国人所以为的，我认为他们想错了。

只有美国人才会那样嗜杀成性。他们攻击、屠杀无辜平民。我们不会象他们那样。为了尼泊尔人民、为了和平民主，我们当然想要占领加德满都，尼泊尔人民必须取胜，我们要进入加德满都，这很重要。它并不会象美国人想象的那样血流成河。我们想通过人民起义攻占加德满都。

查理•哈维兰：所以您认为你们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加德满都？

普拉昌达：我们不仅谈到了军事。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我们必须通过军事和政治的手段攻占加德满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纯粹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它。

您知道，我们和七党联盟达成了协议，我们也想通过军事手段进入加德满都。这是肯定的。我们并不纯粹从军事上来考虑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到了民主与和平，为此我们和七党联盟达成协议。这就证明我们并不打算纯粹通过军事手段，而是通过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手段攻占加德满都。

查理•哈维兰：您谈到了政治，这是否意味着实际上您并不真的认为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加德满都？

普拉昌达：当我们开始发动人民革命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进攻封建统治集团的皇家军队时，我们认为我们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加德满都。

但后来，当象美国、英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开始从军事上支持皇家军队镇压我们的人民战争和尼泊尔人民的起义时，这造成了一些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仅仅通过军事手段向前发展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现实是通过政治和军事，通过两者的平衡向前发展

只有通过种平衡我们才能够为人民和人民民主赢得一些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战线都组织了起来。

查理•哈维兰：所以您说您认为在当今世界武力夺取首都是不可能的？

普拉昌达：这是可能的。

但在今天的形势下，这会给尼泊尔人民带来许多伤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喜欢政治解决，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查理•哈维兰：你们去年11月在印度同尼泊尔主流政党——主要的反对党签署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谈到了你们，毛泽东主义者“沿着和平的政治道路前进”。你们为和平作好了准备吗？

普拉昌达：我们总是为和平作好了准备，当我们开始发动人民战争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说如果统治阶级打算和平地解决尼泊尔人民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如此。

现在，在同七党联盟的协议中，我们仍坚持说如果产生了这样的环境：那儿人民能够通过立宪会议的选举做出自已的决定，那儿人民能够对选择何种统治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如果人民拥有了这些权利，那么我们准备同其它政党进行竞争。这也是事实。

查理•哈维兰：这实际上是你们的主要政治要求。——选举立宪会议并制定出新宪法。如果选举出的立宪会议制定了一部保留尼泊尔王国、保留国王的宪法，你们会心甘情愿吗？

普拉昌达：我们说过，尼泊尔应当成为民主共和国。我们的斗争目标是成立民主共和国。

但我们也说过人民应当受到最小限度的伤害。如果问题是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的，我们心甘情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号召立宪会议的选举。

我们认为通过立宪会议的选举，民主共和国会在尼泊尔建立起来。这会解决尼泊尔的问题，并把这个国家引向更加进步的道路。

即然我们说我们要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愿意接受人民作出的任何决定。

我们多次声明这一点。我们将会接受人民的决定。无论人民做出什么决定，我们都愿意接受它。

查理•哈维兰：这是否意着你们从理论上能够接受人民保留君主制的决定？

普拉昌达：是的，从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但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人民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我们忠诚的信念。无论您说些什么，我们都准备接受人民的决定。

这意味着理论上如果人民希望如此，我们也会服从。

但我们认为人民将选择民主共和国。

查理•哈维兰：这是否意味着您能够想象您或你们党的某些人实际上能够出任贾南德拉领导下的首相。

普拉昌达：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如果您问我个人，我还没有做这个准备。但个人选择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是服从人民的决定。

从个人角度，我们也许还没有为这样的情况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在为共和国而战斗。

但既然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会接受立宪会议的决定，我们就一定会接受它。

查理•哈维兰：现在我们谈到的都是未来。但暴力仍然在尼泊尔升级。和平的未来什么时候才来到呢？

普拉昌达：我认为贾南德拉国王和他的皇家军队要负全部责任。为了保证尼泊尔人民最低限度地遭受流血冲突，我们进行了四个月的停火。我们还一直说我们会同意立宪会议做出的任何决定。我们忠诚地接受多党竞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国家暴力不断升级，贾南德拉和他的皇家军队要为之承担全部责任。

尼泊尔人民明白这一点，全世界要求和平民主的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况就不会存在了。尼泊尔人民要取得胜利，民主要取得胜利。贾南德拉主义和他的封建集团肯定要被摧毁。我们还要呼吁全世界所有信仰和平民主的人们仗义执言站出来阻止这个每天都要屠杀人民制造流血事件的家伙。

查理•哈维兰：现在您宣布举行四个月的停火，如果您在永久的基础上再次停火，放下武器。这场战争就结束了。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普拉昌达：我们为尼泊尔人民的权利而战斗。只要皇家军队干涉人民的权利，只要他们继续屠杀尼泊尔人民，我指的是封建特权阶级和忠实于中世纪王室的皇家军队——他们是尼泊尔人民前进的障碍。

重要的是把他们解散——而不是我们。尼泊尔人民为他们的权利而抗争。当我们说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指的是，压迫人民237年的皇家军队，他们仅仅忠实于对民主理念毫不忠诚和尊重的一小撮封建集团。这支军队必须解散。只有这样尼泊尔问题才能解决。我们不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力量。是国王，他的封建集团和他的皇家军队。为了和平地解决问题，我们说，双方的军队都必须处于联合国或类似组织的监督下，转到人民方面来，这样他们就可能在以后重组为一支崭新的尼泊尔军队，我们愿意如此。因此我们不是问题。

我们不是和平解决的障碍。国王和皇家军队才是。即使在皇家军队内部，我们认为下级干部和军官并不想要战争继续下去。只有一小撮属于封建特权阶级、属于尼泊尔拉纳和沙阿家族的将军们，他们才想要战争继续下去。如果他们想要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并不打算投降他们。如果你们说我们应当投降，如果美帝国主义说我们应当投降，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做。我们准备战斗到死，但我们不打算向封建集团投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扫清通往和平的道路。

查理•哈维兰：尼泊尔未来进行自身建设会需要帮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也许能够提供帮助，你们愿意同美国合作吗？

普拉昌达：我们认为一旦尼泊尔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得以实现，一旦国家实现了和平民主，我们将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为了尼泊尔人民的发展，我们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我们会做好准备。但直到现在，我们感到，经验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地方，美国都不会争取人民的进步，它只争取自己的利益。它只争取统治阶级——美国资本家的利益。我们认为它不会争取贫穷国家人民的利益。尽管如此，一旦尼泊尔获得民主和平，我们还是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合作。

查理•哈维兰：所以尽管美国为当前的政府提供武器，你们还是能同它合作？

普拉昌达：我们不是在当前政府的背景下讨论问题的。所以只要这个所谓的当前政府还在加德满都，这一伙封建特权阶级——只要他们还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同美国或其它任何政府合作。在这个集团垮台后，人民的政府——一个民主进步的政府一建立了起来，这个政府就会准备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合作。这就是我努力想说明的。

查理•哈维兰：我想请您谈谈印度，它的农村地区也有叫做纳萨尔派的毛泽东主义者，你们同他们合作并支持他们吗？

普拉昌达：我们同[印度]毛泽东主义者没有合作关系。由于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也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有思想上的关系。

但运动和革命不是可以输出输入的。

所以他们在印度想做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在尼泊尔打算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同他们]没有直接的实践上的或工作上的关系。

但在思想层面上，我们经常会谈，我们在会上进行辩论和讨论。

所以他们在印度所做的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在尼泊尔所做的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认为革命不是可以输出或输入的东西。

查理•哈维兰：有人感到你们很可能要把革命输出到南亚大陆，难道您说不是吗？

普拉昌达：从理论上我们要求推动全球革命的前进。

我们要从20世纪，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全球的被压迫阶级都应当得到他们的权利，这是我们希望的。

但在实践上，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军队不能开到另外一个国家为之战斗。

从理论上，我们很希望美国甚至你们英国爆发革命，无产阶级取得统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我们在尼泊尔取得胜利，我们就会去其它国家传播革命。

但我们肯定会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我们是全球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并不认为革命是可以输出的东西。

查理•哈维兰：打仗是非常花钱的。如果你们的支持者主要来自贫穷的尼泊尔农村地区，你们从哪儿得到资金呢？

普拉昌达：我们当然是在为尼泊尔穷苦人民的权利而战斗。我们是尼泊尔人民的儿子。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样是我们为之战斗的人民。作为次要的来源，我们常常从敌人那儿夺取；但现在，我们的主要来源是人民的支持。

查理•哈维兰：来自南亚地区其它地方的资金情况如何呢？无论政府还是个人，也许来自你们邻国？

普拉昌达：很清楚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政府从资金上支持过我们的革命，也没有政府通过物资或军事的方式支持过我们。

革命纯粹是由尼泊尔人民在支持的。

在军事装备和资金上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支持。

这是一场尼泊尔人民完全依靠自己进行的革命。全世界都看到并明白这一点。我们很自豪，我们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控制。

我们可以为尼泊尔人民的进步自由地作出决定，因为我们没有从其它任何人那儿取得金钱或武器。

查理•哈维兰：我想听听您关于尼泊尔社会未来前景的看法，您宣布对酗酒和赌博开战，据报道有人因为打牌被枪毙。您还把“庸俗的印度教电影”视为非法事物。这听起来太严格了。

普拉昌达：我们试验过不同的事物。我们认为尼泊尔的未来前景要消灭尼泊尔现存的阶级剥削；所有阶级都应从封建剥削中解放出来。

尼泊尔还存在种姓剥削，尼泊尔被压迫的种姓应当从剥削中解放出来。被压迫种姓受到了封建统治种姓的压榨，我们希望他们从中解放出来。

我们还有区域剥削，例如遥远的卡尔纳利（Karnali）专区，加德满都统治阶级从来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利益。

来自塞蒂，马哈卡利和卡尔纳利（尼泊尔西部和中西部）专区的人民也应该拥有他们的权利。这是我们希望的。

类似地，妇女受到了两到三重的剥削——他们受到封建阶级同时又受到男性的压迫。她们也应该从这种剥削下解放出来。妇女们也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平等地参加社会、政治和经济阵线的工作。

总而言之，我们将来要结束种姓、阶级、地区和姓别的剥削。

尼泊尔应当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舞台。与此同时，国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事务应当由人民来决定。

做出决定的权利应当大家都来行使，而且它应当不断进步，它应当朝着更先进的文明前进。

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肯定曾说过来自美国的肮脏庸俗的资料和文化或来自印度的廉价肮脏文化应当被禁止。

我们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我们也当然想清除农村地区象酗酒和赌博这样的坏风气。我们认为经过10年的人民战争，封建主义的根基已被清除，到处都充满着自由的空气。

由于战争，人民遭受灾难。

但如果您来到农村调查了解人民的内心世界：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感到遭受压迫，他们充满自尊。

农村的穷苦妇女拿起枪来，迈步前进建设新社会，她们感到作为妇女她们的生活地位提高了。

在农村，对穷苦人也是很尊重，受压迫的人感到他们获得了象人一样的新生活。我们在这些村庄建设着崭新的生活。

你们在农村找不到剥削和不公，比如对dalits族人（最低等级的种姓）的歧视。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行为结束了。

大家都强烈地感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进行着席卷农村的变革。

一旦战争结束，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高效率地、非常迅速地取得进步和发展。

查理•哈维兰：如果你们拥有的这样大的支持，你们为何还需要使用如此的暴力呢？例如，您在上星期宣布罢工，强迫人们关掉他们的商店，禁止车辆通行，等等。你们的人在加德满都因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不遵守命令而击毙了他。当人们仅仅完全出于恐惧而服从时，这意味着什么呢？

普拉昌达：第一，我们没有首先使用暴力。当我们在议会内部时，在我们获得最大支持的地区，尼泊尔皇家军队和警察对人民使用暴力。他们迫使人民奋起反抗。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暴力的？只有当统治者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时候。当然，由于我们得到了人民的最大支持，我们能够反抗它。由于我们有远见，我们能够反抗它。只要封建独裁者不停止屠杀人民，就会有针对它的反抗。反抗是人民的权利。我们要说的是，在尼泊尔当前的形势下，反抗的权利是被压迫者的人权。没有比为自己权利而战斗的人权更大的人权了。

至于您说到的出租车司机，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们的人或是其它人干的。当前，人民正在反对国王和他的所谓选举，反抗可能来自任何人。我不知道是我们的人杀害了这个出租车司机。我们要调查这件事。——我们要查出是谁杀了他。没有证据表明是我们杀了他。

查理•哈维兰：在这场冲突中，你方——毛泽东主义者，比其它各方杀害的儿童更多。你们的炸弹使许多儿童丧生或致残。我们召募12岁以下的儿童参军。这样对待儿童不是很羞耻的事情吗？

普拉昌达：在我党的中心政策中，我们没有召募儿童参军的政策。我们甚至不对16岁以下的儿童进行民兵训练。会有儿童意外遇害，我们为之感到悲伤。

但真相不象封建统治阶级宣传的那样。双亲在战争中牺牲的孩子们，照顾他们是党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迫照顾、教育并为数百儿童提供工作，甚至是12到15岁之间的儿童。

这是战争强加给我们的。这一强加被封建分子歪曲地描写为强迫儿童参军。

至于那些意外遇害的儿童，我们为之深感悲伤。

我们竭尽全力保证这样的意外事件不会发生。

我们尽了全力，这是事实。

查理•哈维兰：但是众所周知，任何看到过毛泽东主义军队的人都知道那儿肯定有16岁以下的儿童。情况就是如此，不是吗？

普拉昌达：在农村的民兵中，也许会有，但在人民解放军内没有这种情况。

查理•哈维兰：您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您自己也有四个孩子，我想现在都已经长大了。他们接受过学校教育。然而，毛泽东主义者关闭学校，无论是私立还是公办。您想通过这种方式剥夺您孩子的教育吗？

普拉昌达：我们在哪关闭了学校呢？学校正在运行——甚至是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我们努力开办学校教育儿童。我的孩子们小时候都上了学，现在他们参加了运动。

查理•哈维兰：但我采访过由于学校被关闭而不能再接受教育的人们。

普拉昌达：由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事情当然不会象它们应当那样地进行下去。因此我们需要结束战争，为了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打败贾南德拉主义、封建主义和皇家军队。

只有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战胜独裁统治，才能有组织地提供教育。只要独裁统治者残暴地镇压人民，战争就将会升级，系统地提供教育将是困难的。然而，甚至是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努力保证学校的运行和教育的提供。

查理•哈维兰：我会见过因涉嫌支持皇家军队而被毛泽东主义者杀害的人们家属。然而您清楚地知道双方都强迫人民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食物。以这种所谓的“证据”为理由杀害他们难道不是一种错误吗？

普拉昌达：我们强迫人民支持我们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军队，我们也没有武器。我们的产生是由于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我们不可能用武力强迫人民。

至于我们的敌人，那些封建独裁者，自从起义开始后，他们强奸妇女、焚烧房屋村庄，他们包围村民强迫他们运送行李，他们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是封建独裁分子实施的，而不是我们的军队。

您也许听到过这样的宣传，但真相恰恰相反。如果您观察那些农村，在战争暂停时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人们的农田里劳动，他们出工帮人们修路——他们一直做着这一切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的军队对人民实行强迫完全是不真实的。

在战争期间，在困难的环境下，事情也许不会象预计的那样运行下去，有时，虽然我们极其杀望，我们却不能把事情正常地组织起来。但总体上，我方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对人民实行强迫。

查理•哈维兰：我想您也许没明白我的问题，我是说，我会见过由于涉嫌支持皇家军队而被毛泽东主义者杀害的人们家属。这是我想说的——以完全不正当的理由杀害人民。

普拉昌达：我们不会仅仅因为皇家军队包围村庄强迫人们支持和帮助他们而杀害人民或任何人。我党的政策是皇家军队的探子，如果他们进行侦察工作，并犯下杀害人民的罪行，那么就要对他们采取行动。我们的一项政策就是要对他们采取行动。我们没有因为人们一般地支持皇家军队而杀害他们的政策。

不幸地是，如果那样的事故确实发生了，我们会承认并公开道歉。无论何时犯下这样的错误并且有人在我们的政策允许范围之外被害，我们都要请求人民宽恕。

查理•哈维兰：您说，例如去年6月毛泽东主义者用炸弹袭击了一辆公共汽车，杀害了将近40个平民和几个士兵，您说你们为之“悲痛而伤心”。然而联合国驻尼泊尔官员说他们从未得到过你们对这一事件的凶手进行惩处的证据。你们为什么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呢？

普拉昌达：我想您很可能不清楚此事，然而实际上，马地汽车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参与此事件的我党工作人员被开除出党和军队，关于开除他们的报告已递交联合国。

我们告知他们谁受到了审判，谁犯了什么样的罪行，犯罪的性质，和他们受到的何种惩处。

所以这些情况都提供了。

查理•哈维兰：有时，你们好象说一套做一套。例如你们告诉联合国你们不会攻击上星期地方选举的候选人，但你们那样做了。他们有两人被害。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你们呢？

普拉昌达：当我们谈论这一点时，我说，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是一致的。在我们停火的情况下，我们这样说，即使在后来，我们的政策也禁止对任何一位候选人进行人身伤害。

但只发生过一次事件——而不是两件，据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在Janakpur，党的一位当地工作人员为那次杀害负责。我们正调查这件事。

如果我们想要的话，我们能够杀害许多候选人。但由于政策禁止杀害他们，他们没有被害。我党没有因为他们是候选人就杀害他们的政策。我们正在调查Janakpur事件，情况已经通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所以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是一致的。

至于皇家军队的探子成为了候选人，我们也许有一套捉住并通过人民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的办法。作为候选人和皇家军队的探子，如果他负有杀害人民的责任，党的政策是对他们采取行动。正确地理解这两件事是很重要的。

查理•哈维兰：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普拉昌达：我们的政策是如果他是探子，我们会逮捕他，把他带到人民法庭前接受审判，并根据法庭作出的判决对他们采取行动。

考虑到罪行的程度，他可能会接受一段时间的劳动惩罚，或会被人民监禁一段时间，如果罪大恶极，他甚至可能会被处死。我党的政策就是遵循这些程序

查理•哈维兰：你们有放下武器的时间表吗？或者一个预定的时间表。

普拉昌达：我们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从政策的角度看待问题。只要人民获得决定自已命运和自已未来的权利，我们就准备放下武器。但如果人民不能获得他们的权利，我们就准备奋战到底。

因此我们不能提供一个何时放下武器或何时拿起武器的时间表。只要人们获得了他们的权利，只要实现民主成为可能，只要人民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我们就有放下武器的可能。

查理•哈维兰：更确切地说，你们放下武器需要哪些条件？你们放弃武装斗争最底限度的底线是什么？

普拉昌达：我们在同七党联盟达成的协议中已经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只要有通过立宪会议制定新宪法，并且组建新军队的可能。我们就愿意放弃战争。现在，底线就是同七党联盟达成的协议。

查理•哈维兰：你们相信多党制吗？您希望你们党在未来某一时间成为统治尼泊尔的执政党吗？

普拉昌达：我想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三年前，在我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们分析了20世纪共产主义政权的经验教训，我们提出了发展民主的建议。

在21世纪，我们不可能建立象20世纪那样的国家。

因此我们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发展21世纪民主的文件。

文件的精神是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外来帝国主义势力的前提下，一切政党都应当参与和平的竞争。

应当允许多党竞争。从那时，我们说在具体的宪法条款下应当规定允许多党竞争的存在。只要它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外来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所有的政党都应当互相竞争。

三年前，这份文件以非常清楚的条款获得通过。

在我们最近同七党联盟达成的协议中，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接受多党民主。

我们从20世纪所看到的，我们从20世纪的经验中所汲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了理解民主与独裁的问题，我们需要发展对这个问题的新意识。

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一点。

我们的对手以一种教条的方式理解我们。我们并不教条，然而我们的对手却是。他们戴着20世纪的有色眼镜看待我们。而我们已经朝着21世纪阔步前进。

[我们在展望]21世纪可能的政权类型，如何赋予人民最大可能的权利；如何组织竞争；如何保证这个竞争不会导致压迫和对人民的镇压。

简而言之，民主和独裁……如何利用两者之间的斗争。我们正在发展这一理论。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发展民主的概念。人们认为我们对多党竞争的承诺完全是战术，我们企图骗人。

但实际上，我们总结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在我们党内讨论它，分析它。我们得出结论：发展民主是21世纪的必需。

因此我们非常认真地提出了多党民主问题。

我们想要前进。即使在我们同七党联盟达成的协议中，我们说过我们不要独裁，我们必须粉碎今天仍然存在的封建独裁统治。它从来也不会宣传多党竞争。无数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现在，就在四年前，王室大屠杀发生时，我们就看出封建独裁者正在夺走我们在1990年民主运动中所取得的权利。

议会政党同样也反对王室大屠杀。

因此我们呼吁议会政党同我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平台。[我们说]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竞争，封建独裁统治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应当同它战斗。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谈多党民主。

我强烈认为我们需要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查理•哈维兰：您想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成为国家元首吗？

普拉昌达：这取决于政治运动和事件的进展。

我们运动不是为了让我成为国家元首。

这场运动的是为了赋予尼泊尔人民民主的权利和保障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使我成为国家元首。如果随着运动的发展，出现了那样的形势，如果需要那样做，如果这是尼泊尔人民的必需，我当然愿意那样做。但我还想阐明：吸取20世纪共产主义政权的教训，我们想在领导问题上达到新的更高水平，那时不能由某个人连续不断地担任党或国家领导人。

关于领导的问题在党内进行了讨论：如何发展领导？即使在夺取政权后，如何使领导问题制度化？如何培养新的领导人？如何培养他们之后的成千上万个接班人？

20世纪的负面教训是什么？那时人民本应该更强大，本应该得到更多的权利，但却没能得到。

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斯大林时代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时代又提出多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我们正在发展一套新的思想体系。

我能否成为国家元首不是主要的问题。

主要问题是发展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工人阶级地位，赋予工人阶级权利的理论——我们的精力集中在发展理论。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很难理解我们。

那些用20世纪眼光看待我们的人不会理解我们，因为我们在谈论民主。

在20世纪，集权主义被广泛宣传。

人们也许发现它令人吃惊。

我们的主要不同在于当我们谈到马列毛主义及其理论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必须得到发展。仅仅实行它是不够的。

为了保卫它，就必须实行它，发展它。发展它的责任落在了思考问题非常科学的人们肩上。

在为人民战斗了10年之后，我们相信这个责任落在了我们肩上。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查理•哈维兰：25年来，您生活在地下状态，这对您和您的家人象是什么样子呢？

普拉昌达：地下状态——需要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对人民并不处于地下状态。我只对封建分子和尼泊尔皇家军队处于地下状态。在人民自由地生活着的村庄，我也自由地生活着。我会见的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和妻子。

查理•哈维兰：您认为未来五年尼泊尔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普拉昌达：我认为它会成为一个共和国。我相信在不到五年时间内它会成为一个共和国。我相信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尼泊尔就会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人民在反抗，随着我们同七党联盟、我们同平民社会团结的加强，随着独裁的国王和皇家军队走上绝境，尼泊尔很快就会成为共和国。

即使在国际社会，封建分子也已经是走上绝路，他们的闹剧充分暴露。——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相信尼泊尔人民会选择共和国，并通过和平的方式开始建设尼泊尔的进程。

在五年时间内，尼泊尔将会发展成一个美丽、和平和进步的国家。

在五年时间内，尼泊尔人民将肩负起建设美好未来的使命阔步前进，尼泊尔将开始真正成为地球上的天堂。

查理•哈维兰：国王的未来将会如何？

普拉昌达：他将会被粉碎。我想国王要么被人民法庭处死，要么被流放。由于这个国王，今天的尼泊尔没有未来。

我们从他身上看不到未来，尼泊尔人民也看不到。国王要么垮台，要么逃亡。

查理•哈维兰：为了建设这个国家的未来，你们需要在某些领域达成妥协，这会是哪些领域呢？

普拉昌达：如果您谈到妥协，那么向谁妥协呢？

如果您说向国王妥协，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唯一的妥协，正如我们已经阐明过的，就是尼泊尔所有政治势力都应当愿意服从人民的意愿，应当为制定新宪法而进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当所有人都情愿接受选举决定时，妥协就达成了。

但随着事情的发展，

对国王现在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

国王采取的步骤，就象他所谓的地方选举闹剧——全世界都把它视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由于国王现在采取的路线，对他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

在去年2月1日前还有妥协的可能性。

但由于他从去年2月1日到现在所采取的步骤，我们看不到任何妥协的余地，尼泊尔人民也看不到任何妥协的余地。

我们能够同七党联盟和国际社会关于尼泊尔人民的发展、关于和平进步达成广泛共识——我们准备为之奋斗。

查理•哈维兰：几分钟前您还说从理论上保留君主制是可能的。现在您却说国王将来可能被流放或者他也许甚至被杀掉，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如果您说得这么绝对，你们怎么能够同国内的势力达成任何协议呢？

普拉昌达：我想努力说明的，是国王采取的步骤导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可以正确地说他采取的路线是通往地狱之路。

如果他选择了一条没有妥协的道路，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妥协。

从理论上，就象我说的，存在着妥协的可能性。但这现在已经成为假设。我的意思是说，由于国王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他正在排除妥协的可能性。

在第二阶段，国王结束了妥协的可能性，他选择了通向地狱的道路。

他不想赋予人民甚至是议会各政党以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看不到同他进行妥协之处。这就是我要努力说明的。

clq

2006-4-13 20:19:00 发表编辑

断臂残刀疲败兵发表时间： 2006-4-12 17:19:09编辑引用回复留言举报
--------------------------------------------------------------------------------

连带说一下印度毛派：

[赤潮毛泽东的旗帜在印度飘扬！！ ]
返回书目收藏本章(Ctrl+D) 更新时间: 2005-2-27 作者: 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注，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的革命战争，早在1947年就已开始，但在54年，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叛卖，革命战争一度被镇压，但印度共产党内坚持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成员重组了毛派共产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下面就是西方记者对安得拉邦的革命战争最新情况的报告。
　　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两个主要毛泽东主义者组织--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CPI Maoist) 和Janashakti，终止了与邦政府在中央政府首肯下长达3个月的和平谈判，双方都拒绝为谈判破裂承担责任。两个毛泽东主义者组织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退出谈判是为了抗议警察机关不断强化的打击行动和每日发生的遭遇战。他们谴责以国大党为首的联合政府执行反人民的政策，并呼吁人民为建立新的民主社会而战斗。安得拉邦首席部长芮迪（Rajashekhara Reddy）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与毛泽东主义者进行第二轮对话并采取一些别的安抚措施，比如减小打击行动和要求警方保持克制。但就在这次会议后不到2小时毛泽东主义者就发表了这份措辞严厉的声明。

　　在该声明发表几小时后，芮迪呼吁纳萨尔派（Naxalites，毛泽东主义者被称为纳萨尔派分子，因为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1967年首先在西孟加拉邦一个叫纳萨尔巴里的村庄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因为政府打算继续进行和平对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他们把最近的遭遇战当作“不幸事件”，并向他们保证不会再有任何打击和镇压行动。他说他一直要求警方避免过度使用暴力，因而毛泽东主义者也应该避免人员伤亡和毁坏公物，并且在各村庄穿行时不要携带武器。芮迪保证将与政治领导人和对话调停人协商，以为下一轮对话创造良好环境。由于这一过程需要2周时间，他要求双方在此期间保持克制。

　　在毛泽东主义者声明上签名的高层革命武装领导人有CPI的国家委员会书记拉马克里什纳（Ramakrishna）、北特兰伽纳（Telangana）特区委员会书记贾潘纳（Jampanna）、安得拉－奥里萨边境特区委员会书记苏德哈克尔（Sudhakar）、Janashakti邦书记阿玛尔（Amar）和高级领导人里亚兹（Riyaz）。其中4位参与了2004年10月15－18日的第一轮和平对话。他们表示接受政府为解决国家一系列棘手问题（如民主权益的恢复、土地分配和特兰伽纳从安得拉邦的分离）而发出的正式邀请，但他们认为目前的事态表明统治阶级无意通过谈判解决人民的问题。他们谴责政府打着谈判的幌子镇压毛泽东主义者运动。

　　毛泽东主义者领导人停止谈判的声明是在警方与毛泽东主义者连续三天的遭遇战导致10人（9名毛泽东主义者和1位村庄首领）死亡后发出的。毛泽东主义者烧毁了贡土尔地区1辆公共汽车和2个卖酒的商店。在毛泽东主义者誓言要为在遭遇战中被警方杀死的干部报仇后，警察部门正考虑为特兰伽纳的部长们提供防弹车。前安得拉邦首席部长奈杜的政府就有这些设备，不过奈杜本人还是险些在一些暗杀行动中丧命。警方已购买了50辆防弹车，以保障各部长的安全。内政部一位高层官员上周三透露，为遏制毛泽东主义者运动的蔓延，中央政府支援成立邦级特种部队，以协调各邦之间的行动。毛泽东主义者的影响在9个邦比较普遍，受影响最大的是比哈尔邦（Bihar

　　与尼泊尔接壤）、奥里萨邦（Orissa）、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中央邦（Chhatisgarh）、马得亚邦（Madhya

　　Pradesh）、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和现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一位元官员告诉记者：“很快将建立特种部队联合小组”。中央政府将为未来3年内对付毛泽东主义者的特别行动小组提供装备和训练，并使特种警察部队现代化。

　　新德里政府上周二宣布，交战和边境地区的准军事部队人员招募将从10％增加到40％。内阁安全委员会在新德里参加了由总理辛格主持的会议后告诉记者，国防部长穆克杰决定特殊邦的招募将取决于当地的人口。他说政府已经要求各邦准备一个对付纳萨尔派的行动计划。持强硬路线的战略家对这些谈判的失败总是表现得幸灾乐祸，这和他们对上届政府的失败的反应一样。资深记者、曾是国会成员和驻伦敦高级专员的纳雅尔指出，无论内政部的准军事委员会何时举行会议，他们所建议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进行“一次严肃的对话”。纳雅尔最近写道：“甚至在举行谈判（就像一个月前的安得拉谈判一样）时，警方依然独断专行，没有宽大为怀的胸襟，甚至没有妥协退让的态度。他们对待纳萨尔派分子就像是对待罪犯而不是叛乱分子。政府总是粗鲁地中断和平对话，因为它相信自己可以*武力镇压此类运动。”纳雅尔认为，毛泽东主义者运动象徵着希望--不管多么短暂和遥远。

　　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理辛格的国内安全特别顾问纳拉亚南的立场就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这种态度。纳拉亚南是印度情报局的前主任，由于才华卓越一直在情报界小有名气。他在重新担任政府公职前写了一篇名为“如何遏制极端左翼”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在‘波拿巴主义’压制‘革命’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任何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对话都具有局限性。安得拉邦当局和人民战争集团（the Peoples War [or PW, with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Citizens acting as the mid-wife] ）2000－02年间多次失败的对话证实了这种假设。而且，不相信民主的革命运动以及不认可民主和公民社会准则的所谓‘解放运动’不可能接受宪法框架内的协定。与此同时，人民战争集团内部的矛盾（正在清除一些被认为背叛了斗争的前领导人）也为和平谈判的未来笼罩了一层阴影。”

　　纳拉亚南认为这不仅仅是法治问题，但他也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战略，只是建议人权组织不要老是抓住警方的暴行不放。他指出：“目前需要的是齐心协力对付左翼极端主义。对国家机构的过度攻击可能会进一步破坏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一个虚弱的国家不可能对付此类挑战，因此人权观察组织应该停止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这样的批评不仅会挫伤那些参与反极端暴力者的士气，而且可能会削弱国家大厦本身的根基。”

　　这使独立观察家们感到不解：难道人权组织停止喋喋不休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主义者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目前需要弄明白的显然是为何毛泽东主义者分子的战略能获得成功。在比哈尔、恰尔康得（Jharkhand）、中央邦、奥里萨和安得拉等邦的郊区和一些小镇，没有毛泽东主义者的首肯，什么也干不成。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比哈尔邦的铁腕人物、全国第二大邦的执政党首脑雅达夫最近没能在该邦首府帕特纳举行一次集会，原因是他此前不允许毛泽东主义者举行一次集会而激怒了他们。他的执政党能连续4年赢得比哈尔邦的选举正是因为他能在每次选举前与毛泽东主义者达成协定。如果这次他不能与毛泽东主义者达成协定，就无法赢得几周后的比哈尔邦选举。安得拉邦去年的选举情形一样：以国大党为首的联盟能旗开得胜是因为毛泽东主义者没有在国大党及其同盟有望获胜的地区宣布抵制大选。

　　毛泽东主义者运动

　　为了了解毛泽东主义者运动，笔者本月初在比哈尔和恰尔康得邦的毛泽东主义者心脏地区呆了一周。和其他受影响的邦一样，这两个邦的大部分民众一贫如洗、挣扎求存，因此没有害怕毛泽东主义者的理由。和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而不认为毛泽东主义者是一个威胁。事实上，由于很少有其他就业机会，他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和亲属正在加入这支红色部队。毛泽东主义者分子能给这些沮丧绝望的年轻人安排事做。事实上一旦某人加入毛泽东主义者，他在家里和村庄就能成为令人敬畏的人物。

　　在这些地区，毛泽东主义者组织由于被认为给人们带来正义与平等而受到尊重和敬畏，这一点恐怕使那些读多了把毛泽东主义者渲染成恐怖罪犯的故事的城市居民大跌眼镜。在与村民的对话中，笔者多次问道据说被毛泽东主义者用来主持正义的“袋鼠法庭”（即不合资产阶级法律的人民法庭）的情况，但来自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受访者一致表示，毛泽东主义者的惩罚是正义的，他们只针对罪有应得的罪犯。在乡村地区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人人都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对受剥削者来说，正义很难通过司法体制实现。据说一些犯轻罪、顶多只应被拘留一个月的穷人蹲了30年的大牢，后来仅仅因为一些人权组织发现了问题，把他们的卷宗递交负责公共利益案件的最高法院才得以释放。另一方面，权贵们即使犯了罪也不必蹲大牢，即使蹲大牢也可以通过贿赂狱卒的方式照样在牢中花天酒地。

　　此外，印度一直有一个叫“村务委员会”（panchayats）的乡村司法系统。该司法系统有时可能非常残暴不公，但基本能得到民众的认可。毛泽东主义者法庭和村务委员会唯一的不同是：后者是高种姓人物和有权势的印度教徒对付“*民”的一个工具，而前者的管理者是社会的受剥削者，他们惩罚的对象是那些强*低种姓妇女或以某种方式剥削穷人者。尽管印度高种姓阶层和权贵们听到的都是毛泽东主义者残酷无情的故事，当地民众却称毛泽东主义者从不滥杀无辜，他们只惩罚那些罪有应得者。如果说毛泽东主义者的做法是“非法”的，那么高种姓者控制的村务委员会下令杀死那些不循规蹈矩的低种姓男人、下令强*低种姓女人同样非法。比如，如果一位低种姓的男孩想娶一个高种姓的女孩，村务委员会就会下令男孩的父母将他杀死。在许多情形下，如果该村务委员会下令，男女双方的父母都将不得不处死自己的孩子。如果妇女拒绝田间劳作或干家务，村务委员会甚至会下令她们在全村的围观下被群*。但此类高种姓委员会的权力在毛泽东主义者统治的地区已经大大缩水。

[赤潮毛泽东的旗帜在印度飘扬！之二 ]
返回书目收藏本章(Ctrl+D) 更新时间: 2005-2-27 作者: 巴黎公社
　　除了严惩犯有强*、剥削和其他罪行的高种姓人和为富不仁者外，毛泽东主义者也决不宽恕那些逃税者和隐瞒自己的收入者。如果商人或承包商不向毛泽东主义者交纳其收入的10％，他们根本没法在这些邦经商。比如，连接多尔顿根杰（Daltonganj）、伯拉毛区指挥部（Palamau）和加瓦镇（Garhwa）的公路常年失修，原因就是承包商不愿向毛泽东主义者缴纳一定收入。不过笔者两周前经过该公路时却发现该公路正开始修复，路旁村民推测承包商与毛泽东主义者之间已经达成协定。许多人认为犯罪分子已经渗透到毛泽东主义者运动中。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点也难以避免。不过毛泽东主义者的支持者认为，那可能是犯罪分子打着毛泽东主义者的旗帜所为，这些人必定会被毛泽东主义者查出并予以重罚。如果是警方犯下这种罪行并嫁祸于毛泽东主义者分子，他们则无计可施，因为警方是一支行踪不定的隐秘力量，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也很难对个别警方人员进行报复。当然，与警方的持续战斗例外，仅仅两周前，一名高级警官和他的6名同事就在比哈尔北部与毛泽东主义者分子的枪战中被击毙。
　　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在一些欠发达的郊区得到蓬勃发展，但现代通讯设备如电话和扩展的公路网不利于毛泽东主义者的事业。比如高种姓居民和富裕的婆罗门村民由于安装有电话并且居住在设有警察站的公路边，从来没有受到过毛泽东主义者的干扰。有些其他村庄的村民虽然有钱向毛泽东主义者纳税，但是由于他们家安装有电话，并且居住在设有警察站的路边，毛泽东主义者也一直不敢惊扰他们。不过那些周围有山的居民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些山可以为毛泽东主义者提供最好的庇护和易守难攻的防护。

　　毛泽东主义者的战果与勇敢已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些小镇的村民和店主在闲暇时会绘神绘色地谈起某人因何故被毛泽东主义者枪杀的故事。比如恰达布林一位富裕的穆斯林由于不愿向毛泽东主义者献上自己有许可证的手枪而被杀。但毛泽东主义者如何除掉他则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一些人侧重讲述这个穆斯林如何勇敢机智，但最终还是在一辆吉普车中被杀；一些人侧重描述毛泽东主义者的情报网如何有效，少有人能成漏网之鱼。由于毛泽东主义者与警方或高种姓民兵之间激烈的战斗没有给绝大部分民众造成损失--除非他们碰巧在双方交火中中招，因此他们似乎对此满不在乎。一个小镇的居民告诉笔者，随着毛泽东主义者势力的不断扩展，“实际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毛泽东主义者成员。如果你夜里走在公路上，每一个过路人都会用毛泽东主义者的口号“Laal

　　Salaam“ [Red Salute] 与你打招呼。如果你不做出同样的回应可能会有麻烦。”

　　笔者对毛泽东主义者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其强烈的世俗主义和反对种姓歧视。毛泽东主义者和其他主流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一般来自高种姓和富裕阶层。但他们与印度众多种姓中最低种姓群体一起同甘共苦，没有表现出任何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毛泽东主义者干部来自各个种姓和群体，但高种姓人一般处于领导阶层。在几乎所有政党都以某些种姓或群体为固定票源的印度，毛泽东主义者这种跨种姓和群体的特点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印度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种姓问题。高种姓者渴望将低种姓者永远固定在社会底层，希望上千年的种姓歧视制度和对穷人的剥削制度恒古不变，并建立了大量民兵组织来抵御毛泽东主义者的冲击。这些民兵屠杀低种姓村民，对妇女和儿童的残酷杀戮更是罄竹难书。但他们的暴行也会受到毛泽东主义者的报复，如此循环往复。比哈尔和恰尔康得邦一些受到毛泽东主义者威胁的有头脑的村民认为，解决毛泽东主义者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正义。毛泽东主义者的存在符合警方的既得利益，因为正是与毛泽东主义者持续的战斗使他们获得大量军备，其中部分被他们卖给毛泽东主义者以增加收入。毛泽东主义者现在也很乐意与警方交火，因为他们有机会缴获先进武器和军备。村里的所有合法枪支要么已经被国家收回，要么已被毛泽东主义者夺走。印度公民完全被两个政府所支配：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一个控制白天，一个控制黑夜。

　　也许纳拉亚南是对的。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合理的统治和社会正义，不得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各种负面后果。显然政府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将有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如果政府可以在未来的战斗中投入更大火力，毛泽东主义者也可以通过抢夺或贿赂政府军的方式购买到同样威力的军火。腐败与种姓制很难走得更远了。

　　Sultan Shahin新德里报道。

　　巴黎公社注，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的革命战争，早在1947年就已开始，但在54年，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叛卖，革命战争一度被镇压，但印度共产党内坚持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成员重组了毛派共产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下面就是西方记者对安得拉邦的革命战争最新情况的报告。

断臂残刀疲败兵发表时间： 2006-4-12 17:25:07编辑引用回复留言举报
--------------------------------------------------------------------------------

中国称愿协助印度镇压毛派分子

米尔军情网消息: 新德里--中国驻印大使孙玉玺近日表示，北京随时准备帮助印度镇压其国内的反政府游击队，这可不是小事，因为中国曾经直接资助过该武装。究其实质，这份有些令人意外的声明是中国向印度抛出的重要橄榄枝，抗衡最近频频拉拢印度的美国。

美国一直希望能与印度共同遏制中国在亚洲膨涨的影响力。

孙玉玺说，中国政府不明白为何这些驻紮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比哈尔邦邦（Bihar）、北方邦（Uttar Pradesh）、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游击队自称是毛派(Maoists)，还对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伟人毛泽东顶礼膜拜。

“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杀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孙玉玺认为，可能是因为这些毛派游击队持有中国武器。在80年代的苏阿战争中，中国曾与美国、巴基斯坦一道，给予了阿富汗抵抗力量不少支援。他解释道：“後来，很多武器流入了黑市，然後流散四处。有的甚至落入了中国东突厥恐怖分子的手中。他们在阿富汗受训後，持有这些武器在中国境内大搞破坏活动……对此[印度的毛派游击队]，我们深表遗憾。若有必要，我们愿提供一切帮助。”

孙玉玺的话充其量也就是一番外交辞令，中国在印度的土地上又能提供什麽帮助？有印度官员甚至认为，中国不过是借此掩盖其同尼泊尔之间的军火交易。效忠国王的尼泊尔皇家军队（Royal Nepalese Army）司令长官访华後，声称将从中国购买包括AK-47在内的武器装备，还可能包括军用飞机。今年8月，尼泊尔外交大臣潘迪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多个投资和经贸合作协定，总值高达1,200万美元。

尼泊尔毛派游击队遭政府军屠杀(2002)中国支援尼泊尔的贾南德拉（Gyanendra）政权。2001年的宫廷血案後，贾南德拉谋得王位。随後，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法统治，并推翻1990年开始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今年2月1日，他宣布解散多党政府，在全国实施戒严，并于翌日自行筹组内阁，任命十个部长，直接控制国家。面对国内奉行毛泽东思想的叛军，他主张积极镇压。自1996年起，毛派游击队的叛乱活动已造成1.2万人死亡，作为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旅游业也因此一蹶不振。令尼泊尔政府倍感头痛的毛派反政府武装也得到了印度国内毛派反政府游击队的帮助。

作为尼泊尔的主要捐助国和军火供应国，印度却对贾南德拉夺权非常不悦，曾在其继位後与美英两国一同对尼泊尔实施军事制裁。常常与印度对抗的巴基斯坦随即宣布，愿向尼泊尔提供武器装备。由於担心将尼泊尔推向中国-巴基斯坦阵营，印度很快解除制裁。

过去三年来，印度向尼泊尔提供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成为加德满都当局镇压毛派游击队的重要装备。然而，它却对其他国家“插手”尼泊尔问题异常敏感。因为与尼泊尔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中国向尼泊尔提供武器支持让印度感到分外紧张，对北京与加德满都的关系给予密切关注。印度希望能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毛派游击队问题，而不是军事手段。此外，美英都指望印度在所有旨在解决尼泊尔国内问题的谈判活动中起牵头作用。

印度官员认为，美印关系逐渐升温，尤其是美国承认印度为世界第6个核国家，承诺联合研发武器、加快经贸合作等，是促使北京发表准备帮助新德里镇压反政府武装之声明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中印关系也在有条不紊地发展中。双方解决了争执已久的边界问题；印度不再抨击中国的西藏问题，转而加快双方的经贸往来。但美国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中印关系。

美国扶持印度是有前提条件的（例如，在伊朗核问题上，印度要支持美国的主张），中国如今在毛派游击队问题上支持印度也并非“免费午餐”。印度不赞同武力镇压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但由於北京选择支持力主镇压的贾南德拉政权，新德里也别无选择，只能跟进，以防尼泊尔被纳入北京的势力范围。

新德里认为，最好的结果是既解决了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又避免使印度遭受“池鱼之秧”。否则，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可以通过漫长的边境线进入印度，而这无疑会增强印度毛派武装的力量。由於尼泊尔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众多失业的尼泊尔人已通过进入印度，引发人道危机，给社会秩序造成压力。

在印度看来，恢复民主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满足了毛派游击队的要求，又可以由国王来主持政府与游击队的双边对话。而今年2月解散多党政府，让反政府武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现政权的独裁本质，导致叛乱活动更加猖獗。

今年4月的亚非峰会上，印度总理辛格与贾南德拉在雅加达举行会谈，成功说服後者解除国家的紧急状态。目前，尼泊尔仍实行新闻封锁，游行示威不断，对异议人士的镇压也时有发生。

(编辑：21eok)

clq

2006-4-13 21:09:13 发表编辑

再转贴一个绝世好贴

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zygx/000638.html

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
作者：佚名时间：2005-6-28 15:49:00 来自：冷战中国网
【字体：大中小】【打印本文】【双击自动滚屏】

第 1 页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一第 2 页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二第 3 页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三第 4 页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四第 5 页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五第 6 页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六

本文所谈到的印度支那战争，主要是指在冷战期间，美国为阻止共产党势力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展，先是帮助法国，继而自己介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导致的一系列战争。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断时续地发生于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由于印度支那毗邻中国南疆，美国又长期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不能不把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扩张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各国共产党人，甚至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成为它抗拒美国威胁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了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冷战期间，中国对印支战争的态度，如同它的整个外交政策一样，不能不受到毛泽东日趋激进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受到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中苏分歧的严重干扰。由于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在对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时左时右，有时甚至前后矛盾。系统考察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仅会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变动有所助益，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对在意识形态原则与现实利益冲突时的倾向与表现。

从支持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又是阶级论者，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他们从来都相信存在着一个“世界革命”，相信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因此，在他们看来，“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这是共产党天经地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一方面主张武装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坚信国际主义原则，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开始向那些正在革命中的亚洲各国共产党，提供积极的帮助。他们甚至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正因为如此，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

越共1945年8月利用日本战败的机会，在胡志明的领导下，一举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府。由于战后法国人卷土重来，力图恢复一度被日本夺去的殖民统治，而临时政府又建立在由中国国民党军队负责受降的越南北部地区，胡志明一度为保住已有的成果，宣告解散了越共，并公开表示越南将永远保持中立地位。但此举并没有能够消除法国人的敌意，1946年12月，战争仍旧爆发了。

胡志明的作法，明显地与战后毛泽东的作法不同，因而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引起了批评。但随着越南抗法战争的爆发，毛泽东等人的态度明显地有所改变。1949年12月，胡志明派人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虽然考虑到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未完成，连年战争使财力有限，未能全部满足越共的要求，但还是迅速指示前线部队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这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对胡志明坚持武装斗争并向中共求援这件事则更加重视。当他得知在京的中共中央没有全部满足越方要求时，特意要求中共中央转告胡志明的代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只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共逐渐熟悉掌握。他同时叮嘱刘少奇等，对越务必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责代表来北京时再依实情酌量提出”。并认为“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

clq

2006-4-13 21:10:28 发表编辑

1950年1月中旬，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胡志明随即秘密赶往北京，然后又乘苏联飞机飞往莫斯科，以便会见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胡志明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而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随后，中国方面很快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越方开始运送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并在中国境内为越南人民军308师（缺一个团）和209、174团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枪炮和弹药等，而且还具体协助越共中央组织了一系列的重要战役行动。毛泽东更是经常亲自审阅作战部署和具体指导作战计划。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去，帮助老挝和柬埔寨解放的主张，顾问团还亲赴老挝协助指挥作战。
越南抗法战争的进行，恰好与朝鲜战争同步。中美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与美国打成平手的现实，使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来。随着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美国正在把更多地的注意力投向印支战争，苏联政府开始寻求国际缓和，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导人也基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现实需要，力主创造国际和平环境，毛泽东思想中国际主义的使命感也明显地开始让位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心了。
朝鲜停战刚刚实现，中国政府就与苏联相互配合，呼吁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了。实现印支和平从此开始成为苏、中、越三国共同的宣传口径。在苏联政府的倡导之下，1954年2月19日美、英、法、苏四国柏林外长结束后的声明宣布两个月后将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和平和印支停战问题。此一声明立即得到了中越两国的积极响应。当然，即使赞成谈判，毛泽东还是更相信军事胜利的作用，因此中共中央的方针仍是“以打促和”。特别是在注意到法军还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在日内瓦能否达成妥协并不乐观。在法军以上万兵力突入越南西北战略要地奠边府，对越共在越北的中央根据地和接通老挝的通道形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再三强调：越南人民军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拿下奠边府，然后直捣老挝琅勃拉邦，最迟1954年冬1955年春夺取河内，之后好进攻西贡，夺取全越南。为实现上述作战计划，他特别指示要为越南人民军再组建4个炮兵团和两个工兵团，教员和顾问要全部从入朝参战的中国炮兵部队中出，火炮不够就从中国炮兵部队中抽，装备和训练可以在越南北部进行，如果不方便就在中国广西进行。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几天后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得知美国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在印支战争中的介入情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3月29日和4月5日为此发出公开威胁，扬言要像朝鲜战争那样再度实行联合武装干涉，以阻止“共产党俄国及其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另一方面也是莫斯科中苏越三党会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强调要尽一切可能争取谈判成功。有鉴于此，毛泽东很快告诉军事领导人：估计越南有停战可能，前议方针停止实行，新建炮兵训练亦不宜在中国境内。此后，包括在奠边府战役大胜法军，进攻老挝和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之后，毛泽东也仍旧要求前方控制作战规模，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只保持适当压力，以争取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这反映出毛泽东已倾向于通过妥协的办法来争取在印支实现停战与和平了。
要争取印支停战，对中国方面来说，首先是要设法挫败美国代表的阻挠。在这方面，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效地争取到了包括英、法和老挝、柬埔寨王国代表在内的有关方面的同情与谅解。但与此同时，在日内瓦谈判期间，最让中国方面感到为难的还在于，越南方面的条件与实际可能达成的妥协相比显得过高。特别是在5月7日奠边府战役取得大胜，全歼法军1.6万人，俘虏法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之后，越南代表似乎更赞同毛泽东先前的军事计划，主张或者法军完全撤出越、老、柬三国，或者干脆用军事手段花上三年左右时间以武力实现统一。与此同时，越方坚持印度支那越、老、柬三位一体，应一体解决，坚持在老、柬两国的越南人民军不属外国军队，不接受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要求法国和越南军队同时撤兵的要求。
在4月初莫斯科会商时，中国方面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情况很少了解，只是根据越南党的看法，相信印支三国同为法国殖民地，应一体解决。到日内瓦之后，通过各方交换意见，才发现按照越南党的要求坚持印度支那一体解决没有出路。因此，周恩来的态度很快发生发改变。他主张：越、老、柬三国问题应分别解决；越南问题，即使美国不干涉也要再打上几年。我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力量更弱，在这两个国家打下去只能使现在的两王国政府完全倒向美国，甚至促使美英搞东南亚条约，把美英等搞到一块去。何况现实情况是美国很可能会干涉，美国干涉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故周认为打不如和。在越南，必须划界停战，然后“经过选举，达成统一”以越南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经过普选实现和平统一的是完全可能的；在老挝和柬埔寨，应根据两国抵抗力量的实际情况酌情让步，实行就地停战或划区停战，抵抗组织应根据民主原则加入王国政府，争取两国保持中立。为说服越南代表，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频频通电，交换意见。毛泽东显然也认可了周恩来的观点，他同意：印支问题与朝鲜问题不同，它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尼、巴基斯坦、印度等许多国家，对澳洲、新西兰、锡兰、菲律宾也有影响。“稍一不慎，则影响10个国家近六亿人口。”因此“该让步的应让步，该坚持的应坚持，就可以达到孤立少数（美国），团结多数”，最终达成协议。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周恩来说服了胡志明和越南党中央，日内瓦协议最终得以签订。经历了三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而于1954年7月签订的这个协议，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得以完全控制北纬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1200万人口。但越共中不少领导人对这个协议究竟对自己利大还是弊大，却始终意见分歧。因为，在越南，停战前越共实际影响下的人口就不少于这个数字。而在老挝和柬埔寨，无论法军，还是王国的军队，也都注定挡不住人民军的进攻。退出越南南方，是否能够根据协议通过两年后的普选取得全越南，尚属疑问；而退出老、柬，则可以肯定是要把这两个国家的命运交给地主资产阶级去支配。对此，毛泽东当然不会毫不知情。联系到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1945年抗战胜利时“不许革命”，逼迫他去与蒋介石握手言和一事耿耿于怀，和几年后他曾反复就自己赞同在日内瓦妥协之事向越南党做自我批评的情况，可以想象，对于让正在军事进攻势头上的越南党做如此大的让步，多半也不是出于他的本心。

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
对于有毛泽东那样一种世界革命志向的革命者来说，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并千方百计地巩固它，未必是其人生的主要目的。尤其是对于兼有哲学家和诗人气质，思想纵横驰骋，一向“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来说，继马克思、列宁之后，成为引导中国乃至世界被压迫阶级进一步解放的一代宗师，才是他最感兴趣的目标。为一国利益而牺牲其革命精神，自然非其所愿。
毛泽东为什么一反初衷，赞成妥协？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多次用列宁讲过的一段话来为自己辩解。说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被杀死，要嘛交出自己的金钱和汽车。他主张交出金钱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金钱、汽车都收回。换句话来说，毛泽东认为，妥协是暂时的，在自己的政权还明显地不那么巩固，而越南一时也无力取得胜利的时候，这是不得已的一种策略。但由此可以了解到的是，对中国自身安全和建设需要的考虑实际上在妨碍着毛泽东按其既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来行事。在一度把向苏联“一边倒”和反对帝国主义奉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特别是1950－1953年间经历了与美国的军事较量之后，毛泽东这时显然意识到，增强国力的工作必须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而要想加速建设，增强国力，首先就必须求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仅仅依靠苏联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争取更多的介乎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有必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间开展外交工作。尽管，这是一种以国家间相互妥协为基本内容的，更适合于和平，而不适合于革命的国际沟通方式。但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方面的谋求妥协的积极态度，和它这时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日内瓦会议后不久，美国就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组织了一个带有某种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该条约不顾日内瓦协议关于老、柬应保持中立地位的规定，公开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组织的“保护地区”。美国报纸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十分明显，这一条约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越南党，对于正在致力于通过妥协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中国无疑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改变争取和平的态度。他甚至公开宣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复讲：“没有战争就好”，“不打仗最好”，说打仗的结果其实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利，因为战争的结果必然引起革命，造成更多的苏联和中国。这些话出自于一向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为号召的革命家毛泽东之口，听起来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坦率地解释说：我们正在加紧工业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因此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他甚至一度公开保证过绝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人进行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不独对老挝和柬埔寨是如此，就是对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等国也是如此。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专程前往缅甸访问，并与吴努总理联合发表声明，不仅提出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而且公开承认：革命不能输出，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别国不应干涉。做出这样的承诺，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在缅甸一直存在着共产党的和少数民族的反政府活动。再加上缅甸与中国接壤，一些反叛者长期以来一直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其藏身之所。这时，在中国仍有数以百计的武装人员和缅甸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声明，无疑是要给缅甸政府一个定心丸。而几个月后吴努总理访问北京，又提出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更明白地告诉吴努说：五项原则中的一条就叫做互不干涉内政。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因此缅甸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承认吴努总理的政府。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我们也绝不会在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也不会从内部策动反政府。对华侨中的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华侨中的共产党支部已经解散。至于对缅甸共产党，我个人的建议，你们自己最好先与他们非正式地谈谈，试试看，不要把路堵死。谈得拢，最好，如果谈不拢，就暂时放一下，以后还有机会再谈。他并且举出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办法，供吴努参考。说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妥协。

clq

2006-4-13 21:10:50 发表编辑

缅甸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而泰国则是这时东南亚国家中仅有的几个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由于泰国在东南亚国家中是美国最主要的伙伴，而且也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中三个亚洲国家之一，毛泽东显然希望能够争取使泰国改变对华政策，至少能够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泰国对我们不很友好，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关系。他多次请缅甸等国领导人帮助向泰国领导人转达他的愿望，说明中国政府绝无干涉泰国内政的企图。在终于有泰国代表来华访问时，他特别接见了来人，并保证说：我们绝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做朋友，我们尤其愿同任何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做朋友。只要我们的朋友有一点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都支持。当然，你们站在我们这边有困难，因为美国这个朋友不大好惹，但走印度的道路，站在中间还是比较妥当的。
马来亚共产党同样也受到毛这时和平政策的影响。马共对日抗战期间就曾组织过游击队，抗战结束后一度停止了武装斗争，却遭到当局的镇压，一些人被杀害。1948年马共又重新开始组织武装反抗，到1954年已经组织起数以百计的游击队，并派代表来中国寻求援助。基于日内瓦协议的精神，对马共的发展道路，中苏两党于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在莫斯科进行了专门的磋商，最后就马共的武装斗争问题形成了一个联合意见书。意见书明确认为：马来亚与社会主义国家不接壤，搞武装斗争过于困难，建议马共改变策略，改取和平民主方式发展壮大。于是，马共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很快停止了游击战争，与马来亚政府举行了谈判，放弃了武装。
除了上述努力之外，从1954年到1957年，中国政府还对争取亚非欧等许多中小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外交争取工作。包括积极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周恩来外长出访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等国。很显然，这些都是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的。而1955年8月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开始，事实上也得益于毛泽东这时对缓和中美关系方面所表现的热心。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事实上，稍微细心的话，我们就能够发觉，即使在他突出强调妥协与和平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改变他对革命和战争的原则看法。几乎就在日内瓦会议进行的同时，英共总书记波立特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段话删去。说是这会给英国党带来许多麻烦，而且也不符合英共目前的纲领。英共1951年通过的这个纲领已经明确宣布：苏联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对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复信拟表示同意，毛泽东得知后当即予以批评。随后，在与外国共产党人的谈话当中，他又多次提到这件事，并且特别强调说，这一论断不仅对中国是如此，对外国也是如此；不仅过去是对的，就是现在也还是对的。注意到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这种经验式的近乎神圣的强烈信念，不难想见他对东南亚地区妥协与和平的看法和政策，一旦遇到某种适合的时机和条件，难免会发生摇摆。
导致毛泽东重新开始重视革命与战争问题的导火索，多半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他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得知赫鲁晓夫报告几天之后，毛泽东就明确表示过对赫鲁晓夫这一作法和说法的某种程度的怀疑。 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以及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进一步绷紧了他思想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弦。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围绕着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了意见分歧。双方虽然最后在会议文件上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问题的看法无疑进一步得到了加强。随之而来的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借中东危机的机会炮击金门、马祖，因西藏叛乱而与中立的印度发生边界磨擦，都与赫鲁晓夫这时起劲儿鼓吹的美苏缓和形成鲜明对照。1959年10月，两党领导人更围绕着紧张与缓和等问题发生激烈的争吵。受到中苏分歧的这种刺激，毛泽东很快又开始重视反帝，强调革命与战争了。
1958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在公开讲：是紧张好，还是缓和好？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我看不尽然。紧张局势固然有有害的一面，但它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你看金门、马祖这样几炮，现在这个世界闹得满城风雨，烟雾冲天。还不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因此，紧张局势归根到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毛泽东同时讲了一堆国际现象，突出强调的就是“不要怕”，说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当然，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问题，也还相对比较谨慎，还经常叮嘱外国党，不要给人家留下印象，好像中国正在支持东南亚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关于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对老挝人民党领导人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老挝人民党在日内瓦会议后改名爱国阵线，经过一段反复后，于1957年11月交还了独立控制的两个省，将部队编入了王国军队，自己也公开参加了政府。但是，随着1959年2月美国宣布有权在老挝建立军事顾问团，老挝的右翼势力迅速强硬起来。人民党的部分领导人遭到软禁或逮捕，其他领导人被迫避往山地或北越，原已确定编入王国军队的两个营的人民党军队，一个被缴械，另一个也被迫跑到北越去了。对此，中国和北越政府公开谴责了老挝王国政府的作法。毛泽东在接见秘密来华的人民党领导人时，明确地表示支持人民党重新开始武装斗争，说你们的斗争方针定得好，要持久。但与此同时，毛还是建议老挝党在现阶段队伍不要太大，小一点好；活动不要太猛，避免引起敌人过分注意。他说：因为现在美国造谣说中国和越南帮助你们打，联合国派调查小组到老挝找证据，要证明你们得到外援，一定不要让西方搞到这方面的证据。
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见分歧，在50年代末已经发展到方方面面。而归根结底，毛泽东对苏联最不满的，就是它不革命了。而革命，不论是阶级革命，还是反帝革命，恰恰是毛泽东经验之所在，也是中国革命胜利所依据的列宁主义理论之精髓。否定革命，特别是否定暴力革命，无异于否定中国革命道路在落后国家的普遍适用性，无异于否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创造”。正因为如此，1958年，毛泽东就下令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印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其寓意就是要党的各级领导人认清中苏分歧的实质。1959年，他更是多次讲：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我们之所以也讲和平手段，仅仅是因为广大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利用这一点恐吓群众，我们为了接近群众，所以提和平手段。但是，所谓国家就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不经过战争如何能够打碎剥削阶级的暴力机关？到1960年以后，毛泽东干脆连他不久前还在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也否定了。说：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这是毫无道理的。冷战共处，这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
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从一开始就导致了中共领导人对越南党的某种批评。1960年在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当中，周恩来就明确地讲道：“越南在反帝方面是坚决明确的，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不很明确。”这个看法显然也是毛泽东的。而周所提到的“其他一些问题”，既包括越南对苏联的态度，也包括它自身所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事实上，还在几年之前，毛泽东就发现越南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愿意照中共的经验搞彻底的土地改革。中苏围绕革命与战争的分歧发生后，越南党也总是力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两边劝和，缺少是非感。为此，毛泽东当面就告诫过胡志明：你们能够坚持反帝是好的，但反美反帝反各国反动派，要有理论、政策、策略。一定辨明谁是敌人，谁是最反动的。就是对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印尼的反动派，也要认清，分别对待，不这样是不行的。可是胡志明的思维方式明显地更接近于西方，而与毛泽东有距离。关于这一点，1960年11月双方的一段对话表现得相当典型。当时，双方谈到老挝和南越武装斗争的进展情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强调老挝和南越武装斗争搞得好，对整个东南亚各国的革命都会起到推动作用。由此，毛泽东开始感叹反动派滥施暴力的好处，说他们杀人是好事，蒋介石对革命做最大的好事就是杀人。胡志明当场表示异议，说：说杀人好，这不人道。毛泽东当即反驳说：他杀来，我杀去，没有人道可言。刘少奇更是补充说：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就没有人道可言。而且，人道主义不讲阶级性，也违反马列主义。讲人道主义，说艾森豪威尔有理智，以为这样可以保卫和平，行吗？要知道艾森豪威尔的理智同我们的不一样。不过，围绕着老挝和南越的斗争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在60年代初的中共领导人内部多少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clq

2006-4-13 21:11:06 发表编辑

在1961年11月毛泽东等人接见胡志明的谈话当中，我们就可以多少感觉到中共领袖对正在迅速发展的南越游击战争存在着某种不完全协调的声音。对于老挝和南越，中国领导人的意见都很一致，就是一定要打。问题是怎么打，以及要不要搞联合政府？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很明确：游击战要打，但要小打。小打，美国不会出兵。大打，占西贡、堤岸等大城市，把吴庭艳政府完全推翻，美国就有可能出兵。周恩来则说：小打（如目前打游击战）、中打（即在国内大打）、大打（美国出兵），应考虑中打。而毛的说法是：不要怕，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也是暂时的，最后也还是要打。胡志明提出：如果要在老挝继续打，越南的部队还得参加，这样战争会不会扩大？毛答复说：继续装做越南并没有派兵到老挝，还可以这样做。
1961年到1962年前半年，大概是中共党内思想比较活跃和民主的一段时间。对中苏分歧以来毛泽东日趋激烈的外交言辞和作法，终于引发了一场党内分歧。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1962年上半年通过写信给周恩来等人和主持起草有关中国对外政策建议的文件，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激进态度的担忧。他们主张，应当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在对外关系方面有必要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比如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要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在对苏斗争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要考虑从政治、外交、舆论等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打开僵局。
截止到1960年为止，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金额已达到67.5071亿元。其中根据协定提供的无偿援助共十七笔25.1503亿元；根据协定提供的贷款共二十一笔32.5814亿元；对外赠送的共十五笔0.8056亿元。具体到对越南的援助为197600万元；对柬埔寨的援助为13391万元；对老挝的援助为67万元。从1950至1960年平均每年援外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18％。而随着1960年年底毛泽东与胡志明商定由中国通过北越向老挝和南越提供粮食与武器，1961年美国在南越实施“特种战争”，印支战争的难度加剧，中共中央决定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武器，对外援助的规模明显有趋向于进一步扩大。考虑到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王稼祥等人特别提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对外援助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对将来我可能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等的人意见，几乎很快就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更开始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复辟问题，并且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问题引入到国内的各种问题上来。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大谈阶级斗争，不仅讲国内阶级斗争，而且讲国际阶级斗争，宣称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主张激进革命和批判国内外修正主义的调子迅速升温。连周恩来都宣称：“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到一个新阶段了”，“现在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既然相信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苏两党分歧自然也就迅速进入到公开摊牌的阶段了。而面对这种严重趋势，极需借助中苏两国力量来实现自己统一目标的越南党，再度表现出困惑和不解。而这不能不再度引起中共中央的不满。特别是由于苏共暗中鼓动欧洲国家共产党写信写文章公开批评中国党，毛泽东等人已经把中苏分歧看成是关系到还要不要搞世界革命，要不要继续革命，人类到底是解放还是永世让资产阶级压迫下去的根本原则问题；强调它是决定整个世界革命前途、人类前途和中国前途的命运问题；断定两党不仅在原则观点上已经对立，就是在政治上组织上也将迅速走向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尤其希望受到自己极大援助并且站在反帝第一线的越南党能够站在自己一边。越南党的暧昧态度，不可避免地再度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刘少奇在1963年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此甚至点名批评了越南党。说：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赫鲁晓夫公开指名反阿尔巴尼亚，反斯大林，实际是反华，并且提出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结果是左派各党进一步坚定起来。表现最好的是朝鲜，其次是印尼、新西兰、古巴、委内瑞拉、马来亚、缅甸、泰国、日本等国家的共产党。胡志明动动摇摇。这位同志是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最终他也不做劳动党主席，当党外人士，要当超阶级的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斯大林一说，斯大林把他臭骂了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以后战争停止了，究竟是搞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搞无产阶级共和国，他也不定。我们提出来以后，他才下决心搞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次中苏两党争论，越南是既转播我们的，也转播苏联的。当有6万多封信要读我们的文章时，他就把转播停止了。
对越南党不满的程度，通过毛泽东批准1963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不加评论地发表越南党涉及中苏关系的几个文件，已经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中共中央随后迅速下发了党内通知，提醒各地还不要将越南党与修正主义同等对待，但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党紧接着发表的联合声明还是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在准备发表公开中苏分歧的重要文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对特意请来对文件提意见的朝鲜党领导人金日成讲：越南、捷克斯洛伐克那个联合声明是冲着我们来的。越南党说我们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理无情，应该多加糖少加辣椒，而我们恰恰认为过去糖加得太多了，现在应当多加些辣椒了，我们不想总是当软体动物。

clq

2006-4-13 21:11:32 发表编辑

从反对越美和谈，到转向联美抑苏
越南党不愿意看到中苏关系破裂，除了党的部分领导人长期接受法国教育，受欧洲思想影响较多，在一些问题上容易接受苏联党的观点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是从越南争取统一斗争的自身利益需要出发的。特别是受到1962年东西德关系紧张和古巴导弹危机的鼓舞，越南党多数领导人相信苏联正在回到公开对抗美国的道路上来。他们生怕中苏关系破裂会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对其抗美斗争的支持。毕竟，苏联是共产主义世界中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周围还有众多国家和兄弟党，得罪苏联，只靠中国，越南与美国的对抗将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让胡志明等人深感失望的是，赫鲁晓夫对越南并不领情。古巴导弹危机后，他很快向美国做出妥协，不仅拒绝公开支持南越和老挝的武装斗争，而且严格限制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于是，越南党内对苏联的不满日渐高涨起来。结果，就在毛泽东对金日成尖锐批评越南党之后不过两周时间，越南党就开始向中国党靠拢了。
1963年6月，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等率党政代表团前来中国，明确表示赞同中国党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并且对苏联压制南越和老挝武装斗争的种种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他当场许诺说：如果苏联给越南找麻烦，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担子很重，又要建设北越，又要支援南越和老挝的斗争，我们没有理由不多替你们分担一些。南越的斗争，老挝的斗争，我们支援的不过是一些武器，你们是牺牲生命。你们是在第一线的。因此，实际上首先是你们支援我们，其次才是我们支援你们。

这个时候，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已经开始设立专门的学校和基地，对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亚、非、拉美各洲的共产党人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毛泽东开始频繁接见前来学习的各国党的年轻学员，鼓励他们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并且向他们传授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经验，甚至为他们提供部分经费和武器。毛泽东显然特别重视东南亚各国党的武装斗争。包括对有着上百万党员，在国内民主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他也再三提醒他们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区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甚至开始相信，自己50年代中后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实际上是犯了错误。他这时不止一次地向越南党的领导人表示说：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过错误，日内瓦会议时我们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的武装一撤走，吴庭艳就开始杀人。后来改变了一下，但还是说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只小打不大打。这都是错误的，是美帝和吴庭艳教育了我们。现在看来，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你们和我们都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使南越人民付出了16万人的生命代价。
1963－1964年间，美国通过逐步升级的办法扩大对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军事干涉，越南党及其在它秘密协助下的南越游击战争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这促使越南党不能不更加依靠中国。1964年2月黎笋率团前往苏联访问路经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当面问黎：你们估计，这次赴苏会谈能谈得好吗？黎回答说：这次去肯定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越苏关系，今后恐怕不会有很大变化，也可能变得好一些，但也可能变得差一些。我们希望维持现状。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我看差一些好。苏联专家不撤，我们自己的自力更生也搞不起来。还是自己搞靠得住。黎说：我们中央全会一致认为，如果不是中国党顶住，那么修正主义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的党员和群众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毛泽东鼓励黎说：阿尔巴尼亚只有一百多万人口，他们顶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和南斯拉夫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从人口来说，你们比阿尔巴尼亚大十倍，还顶不住？我同朝鲜、日本、印尼同志都讲过，要独立思考，不要一股风来了，就随风倒。后来，黎笋的苏联之行也确实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不仅如此，由于黎笋在会谈中对苏联过分强调与美国和平共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力，以及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等明确表示了不满，还引起了双方的争执。
越南党向中国党靠拢，毛泽东的战斗精神也进一步受到鼓舞。他在1964年多次向越南客人表示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你们不消灭法军的主力，法国人怎么会轻易放弃北越？恐怕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这个国家200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应当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不然战争永远不能结束。他许诺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1964年8月初，北越海军渔雷艇与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有争议的东京湾海域发生交火，使备受南越游击战困扰的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个进一步使战争行动升级的适当借口，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中苏两国对东京湾事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中国各地举行的群众抗议集会先后有2000万人参加。毛泽东对刚好在中国访问的黎笋说：我们赞同你们中央不去主动惹美国的决定。但是，我们也要准备美国军队在北越登陆。为此，我们要在南线部署30－50万的兵力。同时我们要在云南蒙自地区修建一两个大机场，准备万一越南被攻，援越飞机无法降落。这次已经有一个空军团、36架飞机装备训练结束回到越南去了，我们还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黎笋提出，一旦打起来，有必要考虑在整个东南亚发动革命。东南亚如果发生战争，会起很大变化。这个地区共产党都有基础，搞革命一定胜利。毛泽东则估计：如果爆发革命，南越和老挝应当可以基本解决。问题是泰国和缅甸，如果没有整个形势的变动，恐怕会很难。因为东南亚各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他特别关心泰国有没有革命形势？他相信，在东南亚泰国是一个关键。如果得不到泰国帮助，美国要打仗也不好办。美国不仅要用泰国的基地，还要利用泰国陆军打仗。因此，他强调要设法帮助泰国搞一些武装力量，能够在五年、十年内把泰国革命搞起来就好了。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了。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对印度支那战争，特别是对美国轰炸北越，完全变了一种态度。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公开声明将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访问越南，保证向越南无偿提供其所需的大炮、坦克和地对空导弹。随后，苏联的各种武器开始成批运往越南，其中包括大批越南急需的用于防空的高射武器和战斗机。苏联向越南大批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要走陆路经过中国，使中国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放手让苏联援助，其武器装备的先进和数量的巨大，中国都望尘莫及，结果越南必然亲苏。反对苏联援助，不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而且阻挠苏联武器和人员过境，它走海路绕道冒险一样可以送到，结果越南更要倒向苏联一边，并且同中国交恶。从情理上考量，毛泽东于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路过北京时，不能不当面许诺为苏联武器过境提供便利。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认定苏联党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之后，中国党对苏联援越动机和目的不能不从心底里就表示怀疑。结果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小的技术上的分歧，都会可能引发一方对另一方道德的严重怀疑，从而导致两国政府间发生很大的争执与冲突。不论中苏之间围绕着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发生怎样的纠纷，也不论这种纠纷是非如何，由于越南对抗美国更需要的是倚重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因此，中国方面即使再努力，最终都不可能阻止越南向亲苏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围绕着苏联援越物资的纠纷越多，越南人就越是反感；中国越是抹黑苏联，越南人就越是怀疑中国有控制越南的企图，这些都只能促使越南更加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

clq

2006-4-13 21:11:54 发表编辑

不过，在苏联介入印支战争的问题上，让毛泽东最感到不安的，还是苏联的“和平阴谋”问题。这是因为，1965年2月16日，即柯西金访越回国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了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随后，由中国视为头号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发起，17个不结盟国家也发出“呼吁书”，主张和平解决印支冲突。3月间，苏联在莫斯科又召开有19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公开声援印度支那的革命斗争，又讲团结，又讲革命，又讲反帝，这就更是让毛泽东倍感困惑。明明已经是修正主义了，为什么又回过来头来唱革命高调？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呢？联系到美国一面大规模轰炸北越，一面扬言要打击越南的庇护所，他一度甚至怀疑美苏会不会打算南北夹击，“共同对中国开战呢？” 当然，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苏联其实是看到反对印支革命没有效果，于是投下诱饵，引越南上钩后再勾结美国来熄灭印支革命的战火。
为了打破苏联的“阴谋”，中国方面采取了各种方式反对越美和谈。为增强越南党战斗到底的决心，毛泽东这时批准了一系列的更大规模的援助越南的计划。这包括直接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规定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负责越南七个省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等。与此同时，毛泽东多次明确向越南领导人表示反对现在和谈。6月5日，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胡志明委婉地解释说：如果越南不表示愿意走向“和谈”，美军就要增加到十万，就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毛泽东当即回应说：怕什么？美国还说要炸中国。炸就更好，炸广州、南宁、昆明、海南岛，甚至炸新疆的原子弹基地，那就更好。10月20日，他在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也指出：你们应该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你们遵守协议把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了，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只好重新搞武装斗争。不是不能谈，到一定时候还可以谈，但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到了1966年，毛泽东一度干脆把对苏联“阴谋”的态度公开地摆到兄弟党面前，要求各党公开表明立场。
这一年3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宫本显治率团访华，双方商定发表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一致谴责了修正主义，只是考虑到苏联新的领导人采取了援越抗美的态度，日共建议不在公报中不点苏联的名。毛泽东得到消息，当即把公报要来做了修改，不仅点了苏联的名，而且增写了苏联援助是假，出卖是真的内容。毛泽东随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宫本说：“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在叛徒和工贼面前，不要表现灵活。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不舒服。”“只讲修正主义，指的是哪一个？没有勇气。我批评你们软弱无能，怕孤立，怕战争。”对此，宫本详细解释了日共的立场，说明日共曾多次指名批评“苏修”，也相信苏联援助越南是别有用心，但苏联援助越南大量武器来打美国是事实，从反美统一战线的角度苏美矛盾也应当利用，况且也不能不顾事实否认其有反美援越的行动。对此，毛泽东非常不高兴，最后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发表两党公报事自然只好告吹，双方不欢而散。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越两党关系。几乎与此同时，中越两党领导人也因此发生了直接的意见分歧。中方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越南领导人坚持不同意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双方为此发生尖锐争执。在实在无法说服越方的情况下，周恩来和邓小平强硬地要求越方今后不要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认为这样提对中国是个污辱。并且说，如果你们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想要控制越南。我们可以立即撤走我们派往越南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可以回到内地去。
毛泽东坚持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同他的世界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始终是以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为依归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的结果则必然导致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都为列宁主义的这一预见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赫鲁晓夫之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判，并被钉上现代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竟然与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打得火热，扬言可以与美国携手创造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阻挠世界革命。因此，印度支那的战火，正好是毛泽东用来证明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揭露苏联修正主义欺骗嘴脸的最直接的例证。毛泽东当然害怕望苏联插手其中，诱导越南党与美国握手言和。强迫越南党及其他各兄弟党公开与苏联划清界限，其实只是反映出他对苏联影响扩大的极度不安和担心而已。
在苏联积极援助越南的情况下，要想靠强迫各国党与苏联划清界限，是极其困难的。1968年5月，不顾中方的强烈批评，越南党还是与美国在巴黎开始了和谈的进程。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想彻底揭露苏联假援助，真妥协的嘴脸，非得要有更大范围的革命和战争不可。而进入到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毛泽东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他对预计中的新的世界大战迟迟没有爆发，世界革命局面迟迟不能出现，也已经越来越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总是讲：“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但他也渐渐看出，在美苏两国都掌握了大量核武器之后，世界大战也远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发生了。“打一场世界原子战争，把世界人口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来统一世界？”问题是美苏两国人口就少，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却怕消灭本国的人口。更何况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恐怕也不愿意打。因此，他的结论是：“最后恐怕还是得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革命，然后自由联合。”
注意到战争与革命的趋势，还是革命更多一点，毛泽东自然要寄希望于各国共产党的革命了。只是，现实的革命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他再三说：亚非拉是个火炉，但有些地方还未动，如泰国。有些地方动得不那么厉害，如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南朝鲜。当1965年9月30日印尼亲共的总统卫队翁东中校发动清除军队内反共高级将领的政变失败，印尼共产党遭到镇压后，毛泽东反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印尼共产党从此可以开展武装斗争了。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显然，他很高兴地看到印尼共产党中央听从了他的劝告，“上山”去了。据此，他甚至开始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起泰国、缅甸、马来亚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
毛泽东这时尤其重视在有着美军基地的泰国搞革命。为此他多次要求老挝党要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说现在泰国境内发展游击战争很重要，最好把解放区扩大到泰国去。因为主要的敌后地区在泰国，不在你们本国。你们把泰国赤化了，这个地方它就走不掉了。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你可以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呀？谁让美国飞机以泰国为基地起飞轰炸老挝的解放区呢。当他得知在中国的帮助下，泰共已经开始建立起一些游击区和小块的根据地时，他高兴地告诉泰国共产党人：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并多次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说：泰国共产党搞得好，很有前途，很有希望。1967年缅甸发生反华事件后，毛泽东更进一步批准缅甸共产党在中国公开露面，并同意协助已来华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他甚至明确地告诉老挝党和缅共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中国军队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到缅甸境内，有时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继续，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陆续开始展开武装斗争，毛泽东一度颇感欣慰。他说：“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 不过，随着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1969年中苏爆发边界冲突，进而导致苏联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毛泽东吃惊地发觉苏联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了。在异常紧张地渡过了“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的战备阶段之后，他对世界革命的热心程度明显地开始降温了。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毛泽东被迫批准与美国开始进行高层秘密接触，决心联美抑苏。这回中越关系再度受到影响，不过不再是中国批评越南，而是越南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了。同样，中国也逐渐地不再反对越美和谈了，毛泽东反而开始劝告越南同志要争取谈判有所成果，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还先后为过去对越南的批评表示了歉意。称 “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1973年1月27日，越美巴黎会谈达成和平协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越美协定让美军走是个好办法。但这并不足以让越南回到中国一边来，而且他还得罪了中国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定的同盟国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党过去和中国一起坚决反对越美和谈，更反对轻易让美国人从印度支那抽身。它这个时候对毛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深表不满，不仅反对越美达成妥协，尤其反对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搞到一起去。阿党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相当一批过去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左派共产党人。可是毛泽东在苏联威胁面前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再度端出列宁关于遇到强盗应当交出汽车和金钱的故事，否认自己有什么过错。年迈的毛泽东固执地说：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指阿尔巴尼亚）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回顾这2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在印支战争问题上，毛泽东策略上的种种变动，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朋友。

总数：7　页次：1/1　首页尾页　　

所在合集/目录

发表评论:

NEWBT官方QQ群1: 276678893
可求档连环画,漫画;询问文本处理大师等软件使用技巧;求档softhub软件下载及使用技巧.
但不可"开车",严禁国家敏感话题,不可求档涉及版权的文档软件.
验证问题说明申请入群原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