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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十章 大顺军联明抗清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3:07 星期四)
第一节 东路大顺军同何腾蛟的联合与受排挤
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牺牲于当地地主团练之手后，大顺政权实际上已处于
瓦解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一，曾经统治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江、淮地区的大顺政权管辖
区由于清军追击和地主官绅的叛乱已经丧失殆尽，尚存的东、西二路大顺军虽然还拥有大
约数十万兵员，却回到了崇祯十四年以前的情况，没有立足之地；二，李自成的牺牲带有
很大的偶然性，生前没有指定明确的继承人，在大顺军将领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大将刘宗敏
在李自成牺牲以前就已经被清军俘杀，跟随李、刘南撤的东路大顺军各部将领在屡遭失败
后，原来的领导体制被打乱，很难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指挥核心；三，大顺政权的文职官员
纷纷降清或脱逃，如牛金星以丞相之尊在撤至襄阳时同他的儿子襄阳府尹牛佺一道向清军
投降，军师宋献策被俘后也靦颜降清，重操旧业以占卜取悦于满洲贵族。大顺朝廷不复存
在了。
史籍中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大顺军从陕西撤退的时候是全部兵马都随同李自成取道商洛、
河南进入湖北的。实际上跟随李自成从西安撤退的只是潼关之战后集中于西安的主力，到
达湖北襄阳一带时汇合了镇守这一地区的白旺所统七万大顺军，他们遭到清英亲王阿济格
的穷追猛打，连续失利，李自成、刘宗敏直接率领的就是这支军队，在本书内称之为向南
撤退的东路大顺军。毫无疑问，李自成的妻子（大顺朝廷皇后）高氏也在这支队伍当中，
从一些史料判断她秉性软弱，不是一个能够继承丈夫遗志、在关键时刻重整残局的人①。
另一路大顺军是清军占领西安以后，由李锦（即李过改名）、高一功带领的陕北榆林、延
安地区的驻军汇合宁夏、甘肃、青海的驻防军经汉中南下四川，顺江而下进至荆州一带，
形成西路大顺军，即后来的“忠贞营”前身。
东路大顺军主要将领有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绵侯袁宗第、磁侯刘芳亮、光山伯刘体纯
、太平伯吴汝义、将领郝摇旗、王进才、牛万才等，他们在李自成牺牲以后，乘清阿济格
军东下随即返京之机，先后进入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如刘体纯在五月间即自湖北武昌南
入平江，吴汝义、田见秀、张鼐等翻越九宫山，经江西宁州（今修水县）进入平江县。②
由于史料残缺，我们不十分清楚李自成牺牲后，东路大顺军当中发生的变故，只知道在16
45
年五、六、七月这路大顺军大抵均集结于湖南平江、浏阳地区_0313_0①，总兵力多达二
十一万余名。②然而这样一支庞大的部伍在屡经挫败之后，已无复当年部署，西安时期地
位与刘宗敏相等的田见秀曾以“为人宽厚”得众将心，这时仅有部卒七千，泯然普通一将
，几无威信可言。原右营制将军袁宗第仅辖部卒三千，他的老部下刘体纯（曾为右营右果
毅将军）却有部众三万，其弟刘体统也有兵二万。原先的裨将郝摇旗拥众四万、王进才更
多达七万六千。曾独挡一面的左营制将军刘芳亮所部也不过一万。③这说明东路大顺军已
失去统一的指挥系统，名义上大将们还保存着侯、伯爵位，实际上却是各部为政的松散同
盟。
在大顺军进入湖南前一个月左右，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正是从武昌左良玉军中脱逃后取道宁
州、平江到达长沙。当时湖广北部（即后来的湖北省）已沦入清方之手，何腾蛟即在长沙
设置行辕，安官设吏，准备以湖南为基地恢复湖广全省。东路大顺军将领到达平江、浏阳
后，由于领袖新丧，基地全失，决定同何腾蛟会商联合抗清。④六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大
顺军迫近长沙①，意在同何腾蛟联络。不料，何腾蛟情报不明，以为进入湘东的大顺军只
是些不成气候的“土贼”、“山寇”，派长沙知府周二南会同原驻攸县燕子窝的副总兵黄
朝宣领兵二千前往“扫荡”。大顺军意在和好，主动退让以表诚意，周二南却误以为“草
寇”不堪一击，懵懵懂懂地“乘胜”直追。大顺军忍无可忍，于浏阳官渡一举反击，周二
南被击毙，“官兵将佐杀伤无算”②。何腾蛟得到败讯，才如梦初醒，知道对手是名震遐
迩的大顺军。他曾备受挟制的宁南侯左良玉一听说大顺军入楚，即望风而逃，这时他手下
只有黄朝宣、张先璧等为数不多的杂牌官军，根本无法迎敌，在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婴城
为死守计”③。幸好，东路大顺军将领本意是通过何腾蛟实现联合南明共同抗清，并无攻
灭何腾蛟之意。明末清初人士王夫之记载说：何腾蛟“猝闻平江、浏阳间有贼野掠，意为
土寇，遣长沙知府周二南帅黄朝宣部兵二千人往击之。过、一功既欲降，无格斗志，按兵
徐退。二南误以为怯，麾兵进薄其营，刃数贼。贼乃合战，俄顷披靡，二南坠马死之。贼
追溃卒，呼欲与通语，皆益丧精魄，骛走归长沙。腾蛟知为大贼，惴惴惟婴城守。过等敛
兵不欲迫长沙，执土人纵之诣腾蛟所道意，土人得释即走，亦不为通。久之，稍传闻至腾
蛟所。腾蛟乃募人持白牌赍手书往。过等大喜，遂举军降，腾蛟以便宜各授总兵官……。
”①王夫之的叙述大致反映了当时东路大顺军将领主动提出联合南明抗清的情况，但他对
大顺军内部情况缺乏真确了解，错误地把李过和高一功视作东路大顺军的首领。
大约在七月间，何腾蛟同东路大顺军达成了“合营”的协议②。然而，何腾蛟和他一手提
拔的北抚章旷、偏抚傅上瑞对大顺军怀有深刻的敌意和猜忌，合营后“骤增兵数十万”，
他们并没有诚意依靠这支久经战阵的抗清队伍；相反，在驻地和粮饷上处处加以刁难。尽
管当时湖北绝大部分地方已被清军占领，湖南全境还在明朝廷有效管辖之下。何况，清英
亲王阿济格获悉李自成死讯后以为大功告成，在这年六月间就率领大军回北京避暑了。阿
济格凯旋前委任了梅勒章京佟养和（即佟代、佟岱、屯代）为“总督八省军门”，带领少
量军队驻守武昌①，湖北各地的驻防清军主要是刚刚投降过来的原明朝官军和大顺军叛徒
，兵力十分有限。换句话说，在武昌的清朝湖广总督佟养和与在长沙的明朝湖广总督何腾
蛟处境相当类似，都没有多少实力。然而佟养和比何腾蛟更能面对现实，他在六月间到任
之后，派出使者对尚未归附的明朝文官武将和大顺军余部广行招抚，委以重任，力求稳定
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惟一对他不利的是清廷严厉推行的剃发改制遭到汉族军民的抵制，使
他的招抚政策未能取得更大效果。何腾蛟、章旷之流却因阶级偏见目光短浅，看不到弘光
朝廷覆亡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他们是主张抗清的，对农民军又怀有深刻的
敌意，只是在自己的官军打不过大顺军的情况下才被迫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因此，他们
不仅没有利用湖南全省的地盘和物力给大顺军以充分的休整和补给机会，然后凭借这支武
装收复湖北等地区，而是对大顺军实行分化和排挤。在东路大顺军中郝摇旗、王进才原来
地位较低，他们乘大顺军兵败混乱之时各自掌握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难免同大顺军封
侯封伯的老将产生隔阂。何腾蛟充分利用了这种矛盾，把郝摇旗、王进才收为亲信，郝摇
旗被委任为督标副总兵①，不久升任总兵，加封南安伯。至于田见秀、袁宗第、张鼐、刘
体纯、吴汝义等大顺政权所封侯伯则备受岐视，既不安置驻地，也不供应粮饷，这些农民
军被迫就地打粮，又立即加以掠夺的罪名，目的是使他们在湖南站不住脚。这年八月间，
田见秀、张鼐、袁宗第、吴汝义、刘体纯、郝摇旗等在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的招罗下，
曾派使者至武昌同清方联络，要求安置地方供应粮饷。因清方坚持剃头，没有达成协议。
不久，除郝摇旗、王进才二部留在湖南外，田见秀等东路大顺军将领都率部北入湖北，在
荆州地区同李锦、高一功等九大头领率领的西路大顺军汇合。
从当时形势来看，东路大顺军进入湖南之时，显然缺乏一个坚强的核心，提出联明抗清的
策略是正确的，但过于软弱。在遭到何腾蛟、章旷等南明顽固派官僚的排挤时，本应以抗
清大局为重，发挥自己的主力作用，一面迅速接管湖南全省地方，安抚军民，征派粮饷，
休养整顿队伍；一面迫使隆武朝廷及其地方高级官员承认其合法地位。这样，在清军主力
北撤、何腾蛟等实力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东路大顺军可以把湖南经营为抗清基地，取得人
力、物力等后方保障，再同由四川东下荆州地区的西路大顺军会合，湖广局势以至整个南
明局势必将大为改观。可是，田见秀、张鼐、袁宗第等计不出此，局促于浏阳、平江一隅
之地，受到排挤后又移师北上，动摇于明、清之间。这不能不说是方针上的重大失误。在
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未能作出较大贡献，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具有相当人力、
物力的后方基地作保障，长期在南明顽固派势力和清方的夹缝中勉强支撑，这说明在李自
成牺牲以后，东路大顺军组织的混乱和领导人的缺乏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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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氏从崇祯十六年冬一直在西安，没有跟随李自成至北京。自成放弃西安时她自然随
军南下。自成牺牲后，她在部将保护下经湖南北上湖北，后转入李锦、高一功营中。尽管
李锦等联明抗清后，给南明官僚行文时仍尊称她为“太后”，但她在顺治二年秋曾“再三
劝谕”李锦军“归服”清廷，见顺治二年十一月清梅勒章京屯代“为申报地方情形”事揭
帖，影印原件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2号。
② 乾隆八年《平江县志》卷二十四《事纪》云：“五月，其酋刘体纯自武昌入县之北乡
；七月，其酋吴汝义自宁州入县东乡，据黄龙、幕阜、东阳诸山；又有田酋亦以是月入据
中洞等寨。”参考何腾蛟奏疏，张鼐肯定是由宁州而来。
① 康熙十九年《平江县志》《灾沴》记：“乙酉年，闯寇数十万寇县，往来屯驻四阅月
，凡上下乡方围三百余里比屋盘踞，深山穷谷焚林竭泽，男妇老幼杀死无算。”
② 顺治二年秋总督八省佟养和“为恭报地方情形事”揭帖，原件缺上疏日期，十月初十
日到京，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二一页。
③ 顺治二年秋总督八省佟养和“为恭报地方情形事”揭帖，原件缺上疏日期，十月初十
日到京，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二一页。
④ 光绪十七年《黎平府志》卷七上，何琮《先文烈公编年纪略》云，自成牺牲后，“其
部下刘体纯、郝摇旗（原注：后名永忠）谓众曰：‘吾主不知何往，想大事难成。我等日
事劫掠，终非远大之计，今闻何公在长沙，曷往归之？’众应曰：‘将军高见，谁不恪遵
。’”
① 康熙四十二年《长沙县志》卷八《灾祥志》附《兵事》记：“乙酉，流贼李自成余党
刘体纯、一只虎等从武昌、通山、蒲圻、崇阳破通城，陷平江，逾回通岭入长沙界。时邑
人林朝宪纠集乡勇，多设疑兵，于西山官山一带与贼相拒，自六月初一至十五日止斩馘甚
众，贼进退维谷，自愿纳款。时督师何腾蛟、偏抚傅上瑞驻节长沙，乃驰报帅府，准其招
降，民获粗安。”按，所记事实多有讹误，仅取其时日供参考。
② 康熙十九年《浏阳县志》卷十《寇难》记：“弘光二年乙酉六月，闯逆自江西宁州寇
陷浏阳。时长抄闻警，府太守周二南率铁骑营王俊才、燕子窝黄朝宣两营官兵东路防御。
贼众豕突前来，战于官渡，相持未决。贼用狡计，暗以兵渡上流，首尾相击，困官兵于营
中，太守死之，官兵将佐杀伤无算，贼遂乘胜入浏。”
③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何堵章列传》。
① 《永历实录》卷十三《高李列传》。
② 汪煇《湘上痴脱离实录》记：“何公遣人招安，皆被杀。后以郑公福、汪伯立前往，
改招安二字为合营，乃允而遵节制。”见《希青亭集》。
① 这里有必要作一点小考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二一页；丙编，第五本
，第四九九页，各收“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一件。丙编，第六本，第五三三页，湖广巡
扰何鸣銮揭帖中称他为“督臣佟养和”；第五三九页郧襄总兵王光恩揭帖中也提及“前督
臣佟养和”。同书丙编，第六本，第五一一—五一三页收顺治二年十一月“梅勒章京屯代
揭帖”（影印件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2号）。在许多有关明清之际的史学论著
中常把佟养和、屯代并提，误为两人。其实，佟养和就是屯代，或写作佟代、佟岱。见鄂
尔泰编《八旗通志》卷一八二；《清史稿》卷二四○；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佟
勤惠公事略》附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六○页，顺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湖
广巡抚何鸣銮启本中提到“上年”“同前督臣屯代行令……”亦可佐证。一人数名的原因
此处不能细说。
① 第一档案馆藏有田见秀、吴汝义八月十二日给佟养和的禀帖、郝摇旗八月十七日禀帖
，郝摇旗禀帖末在年月日上盖“督标忠兴龙营副总兵官关防”，这是南明何腾蛟颁给的印
信，不是大顺政权颁发的，大顺政权官制序列中既没有总督，也没有总兵、副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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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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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二节 李过、高一功等部改编“忠贞营”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3:30 星期四)
1645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李锦（即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由陕西汉中南下，
四月间经四川省太平（今万源）、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进入湖北西部山区（即西
陵峡一带）①。经过短期休整后，于六月间率兵东下，占领荆门州、当阳二城②。七月二
十日，李锦、李友、贺篮、高一功、刘汝魁、马重禧、张能、田虎、杨彦昌九营会攻荆州
，“填壕搭梯，扎棚挖窑，百计攻打”③；清镇守荆州副总兵郑四维据城顽抗①。大顺军
围攻了半个月，未能攻克该城。这支大顺军把老营（指随军家属和辎重）安置于松滋县草
坪，兵马分驻在湖北荆州府境到湖南澧州一带，“横亘三百余里”②。
八月间，原先跟随李自成东下的大顺军余部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
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营虽然同明督师何腾蛟达成合作协议，却得不
到粮饷供应，处境相当困难。吴晋锡当时担任南明衡永郴桂团练监军，曾经向何腾蛟建议
：“此辈久在行间，动则奋，静则玩，及其锋而用之，分路进击，可以大有功。”何腾蛟
表面上赞成他的意见，实际上却采纳了长沙道傅上瑞的主张，“以饷绌难之”③。田见秀
、袁宗第等部大顺军既然在湖南站不住脚，又听说李锦、高一功等部已由四川东下湖北，
于是决定移军北上。除了郝摇旗、王进才二部留在何腾蛟麾下外，东路大顺军主力都移营
北上，“袁宗第及田、高诸部落夺舡而行，长沙之舡顿尽”④，在驻于岳州的马进忠⑤部
接应下转入荆州地区。这样，东、西两路大顺军终于会合，李锦、高一功等人才获悉了李
自成殉难的详细情形，自成的妻子高氏也转入李锦（自成和她的侄儿）、高一功（高氏之
弟）营中。
两路大顺军会师后，实力有所加强，但是显然缺乏一位众望所归的领导者。清方档案记载
，“一只虎（李锦）等立李闯三弟为主，将所得明朝玉印（玉玺）付一只虎掌管，囤粮练
兵，希图大举”①。这很可能反映了东、西两路大顺军将领在推举李自成的继承人上出现
分歧。李自成的三弟在大顺军战史上从未有过战功或其他作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可
靠记载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从未成为大顺军的领导核心，更谈不到恢复大顺政权了。大
顺军内部的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直接影响了这支颇具战斗力的队伍发挥作用。当时，湖北
清军主力已经北返，湖南明军远不是大顺军对手，完全可以以大顺军为主体，迫使南明当
局合作，凭借湖广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抗清斗争中重振雄风。然而，由于大顺军各
部的离心倾向，使他们彷徨失所，在明清之间举棋不定。明、清双方鉴于自身兵力不足，
又耽心大顺军危及自己的辖区，都想加以笼络。清朝湖广当局多次派人招抚，大顺军也虚
与委蛇，以“受抚”为名讨荆州、湖南为安插之地。清湖广总督佟养和（即佟岱、佟代，
也就是下面说的“梅勒章京屯代”）因兵力有限，“招抚心切，即为应允，将田、刘、吴
等安插江南；袁、刘、张、党、蔺、王、牛、马安置荆州”①。顺治二年十一月佟养和奉
调即将离任，以梅勒章京屯代的名称报告九月至十一月的情况说：“职差新附移文招抚一
只虎李锦六次，人信不还。伊因罪恶深重，不敢就抚。复差兵备道屠奏疏谕以我清□不念
旧恶，仍加升赏。该道止差官承二员赴一只虎营。相遇时待以优礼，似有招抚意。伊令先
陷去郝总兵具报，请讨地方安插，并请旨封爵数语。职又差副将杜弘场、贾一选将并前恩
诏书札盟状复去，仍许以尝德、澧州地方居驻，令其前来。近日闻彼与百姓公买公卖，并
不杀掳。又据驻防荆州总兵马进忠数报，皆有归顺之意；兼以伊母（即自成妻高氏）再三
劝谕归服。俟差官回日再报。”下文又云：“一只虎李锦投劄到省，似有归顺之意。其中
指取湖南，不肯剃头。职谕以我朝新制，为臣子能遵奉顺从，方见归顺之诚。先发副将杜
弘场，次发副将贾一选二次招抚，候回再报。”②清方坚持要李锦、马进忠等人剃头表示
归顺的真心，李锦等人却坚决拒绝。“招抚”与“受抚”的表面文章再也掩盖不了互为敌
国的严酷立场。李锦等一大批大顺军将领出于民族大义终于同南明隆武政权达成了共同抗
清的协议。
李锦、高一功等决策联明抗清同隆武朝廷新任命的湖广巡抚堵胤锡有密切关系。堵胤锡原
任长沙知府，崇祯十六年赴京朝觐时长沙被张献忠占领，大西军撤退后他回任长沙，很快
被提升为武昌兵巡道，还没有到任又改为湖广提学副使。隆武初立，何腾蛟已升任湖广总
督，湖广巡抚一职由堵胤锡接任。何腾蛟驻于长沙，堵胤锡则驻于常德。按体制而言，堵
胤锡应受何腾蛟节制，但由于政治眼光不同两人在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区别。
何腾蛟在长沙、浏阳、平江一带同东路大顺军达成“合营”协议是被迫的，“合营”以后
就想方设法加以排挤。堵胤锡却从大局着眼，认识到只有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中兴之
望。当他得知大顺军各部屯集荆州、澧州一带时，就亲自赶赴湖北荆州地区的草坪李锦等
的大营中谈判会盟事宜。何洯记，堵胤锡于1645年八月擢任巡抚，是时自成已死，“有侄
锦代领其众，同自成妻弟高一功等渡洞庭湖踞山寨，众尚三十余万，遍肆剽掠。胤锡率左
右数十骑突入其营，陈说天运、人心、兴废递变，更谕以忠义，为酾酒为誓，声泪痛激，
感动群贼。于是，李锦、高一功遂同田虎、张能、党守素、袁宗第、贺蓝、李来亨、塔天
保、马某等诸贼首并听命归附，愿奉节度。胤锡乃上疏遣常德举人傅作霖往福建为诸降将
请爵”①。十一月，傅作霖到达福建行在，在隆武朝廷里立即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内阁
大学士蒋德璟、路振飞、林增志大为不满，说：“李贼破北京，罪在不赦，其党安得封拜
？”②翰林兼给事中张家玉、顾之俊联名在隆武二年（1646）初上疏力主加封：“臣偶阅
科抄，见湖广抚臣胤锡‘恭遇非寻常之主’一疏，不觉拊膺叹曰：吾皇上中兴在此一举矣
。据抚臣称贼将李锦、尚一功（当为高一功）等原系分守西北，倾慕英主，悔罪投诚，转
战千里，杀虏逾万，能已见矣。及抚臣单骑入营，貔虎之士不下数万，吴楚秦晋直欲以气
吞之，此真百战雄师，天留之以资陛下也。但原疏所谓破格加恩如侯伯等爵，见者未免疑
之。臣独以此弥服抚臣大略也。……皇上度半楚力能办虏复办寇乎？借使能办，亦须糜饷
数万，杀人数万，血战而仅克之。楚力已竭于西北，而皇上不得一兵之用矣，孰与不糜一
饷，不杀一人，一纸诏书坐收数万精兵之用哉！……伏乞皇上念事功难成，机会不再，大
破庸常之见，速下诏抚之。请令胤锡即监其军，乘彼锐气，会师金陵。”①御史钱邦芑也
上言：“出空爵一日收三十万兵，免湖南百万生灵涂炭，抚臣此请良善。”②隆武帝决定
封李锦为兴国侯，诸将封伯有差，改李锦名为李赤心，高一功名为高必正，所部称“忠贞
营”③。
大顺军同南明隆武朝廷的联合在清方文书中也有反映。顺治二年十二月清湖南巡按宋一真
揭帖中说，何腾蛟“奉隆武正朔，通联闽、粤，阴结闯孽一只虎，助以糗粮”④。次年正
月清招抚湖广兵部右侍郎江禹绪也依据署道唐大成的塘报奏称，何腾蛟“与一只虎等贼结
为心腹，资之粮饷”①。这两件文书中说的何腾蛟都是指南明湖广当局而言，清朝官员并
不清楚何腾蛟同堵胤锡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张家玉的奏疏充分说明主张全面联合大顺军
的是堵胤锡，而不是何腾蛟。隆武帝采纳了堵胤锡的建议，派马吉翔为使者前往湖广颁诏
。《思文大纪》在1646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三月下记载：“钦赐李锦御营前部左军
挂龙虎将军印，御改名曰赤心，并封其母高氏为贞义一品夫人。”接着照录了诰敕原文：
朕念赤心以真正英贤昔日托身非所，乃今翻然悔悟，竭奉中兴。虽名臣必待真主，亦赖其
有贤母而端慈训也。近据地方督抚连章报其至诚归戴，业已挂印封侯。俟朕驻跸武昌，然
后面锡铁券。再允督抚之奏，钦旌母德之贞。尔以善教为慈，赤心以遵母为孝。慈孝既萃
于尔门，忠义必恒于功业。特赐尔封为贞义一品夫人，给与恩诏。仍著有司建坊，敕文用
“淑赞中兴”、“朝廷风标万方，尔门芳留百世”。皇后闻之，再三嘉叹，面请加恩，赐
尔珠冠一顶，表里四匹，令闻远被，以显纶恩。尔高氏当时以大义训赤心，俾其一德明良
于终始。全恢江省，立复金陵，一统功成，尔子拜爵于奉天殿，尔身受恩于坤宁宫，史册
昭然，岂不伟欤？尔母子其钦承朕命。②
这是一份大顺军余部同南明联合抗清的重要文献。分析上下文，可以明显看出文献的缺略
，颁给自成妻高氏的敕中明说李锦业已挂印封侯，上文却只写挂龙虎将军印，未提及封兴
国侯。按情理推算，封李锦等以侯、伯肯定在1646年三月以前。高一功改名必正也是在同
一时间。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南明史上第一个同农民军联合抗清的是隆武朝廷。它反映了南明有
识之士已经看到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客观事实。在南明官僚中，首先同农民
军联合的是何腾蛟和堵胤锡，然而这两人的政治眼光却大有高低之分。何腾蛟的同东路大
顺军合营是兵力不敌，实逼处此，在联营之后他给隆武朝廷呈上的是从大顺军将领口中得
知消息而写成的《逆闯伏诛疏》①，吹嘘自己如何事先布置道臣傅上瑞、章旷“联络乡勇
以待”，致使李自成“误死于乡兵，……为千古大快”；接着完全隐瞒自己派周二南、黄
朝宣去扫荡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事实，把东路大顺军的主动提出联合抗清说成是：“自逆闯
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何腾蛟
对大顺军的高级将领拼命贬抑，义侯张鼐仅授参将、郝摇旗授副总兵，其他如袁宗第、田
见秀、刘芳亮、刘体纯（疏中作刘体仁）等一概斥之为“伪侯伪伯”，根本不向隆武朝廷
请加封赏。他同亲信湖北巡抚章旷沆瀣一气，先是收罗湖南境内的那些害民有余、抗清无
心的黄朝宣、曹志建、张先璧、刘承胤等军阀，后来又不惜代价招兵买马拼凑自己的“嫡
系”，借以扼制和排挤大顺军。堵胤锡却不愧是南明官员中最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深
知明朝官军虽多，将领和士卒都已腐败已极，要支撑抗清大业惟一办法就是倚靠农民军，
使之纳入己范。史籍中常见描写堵胤锡同何腾蛟、瞿式耜等大臣的龃龉不和，而且诸书作
者的阶级偏见常导致赞扬何、瞿，贬低堵胤锡，这是很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能够较为客观
地考察整个南明史，那就不难看出弘光一朝地域辽阔，物产丰盈，兵员及后备力量最大，
结果却为“联虏平寇”方针所葬送，数十万官军叛降清朝，反过来为满洲贵族征服江南各
地效犬马之劳。隆武以后，朝廷改变方针，由“联虏平寇”转为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但
在南明隆武至永历朝廷中的官绅大多数是把联合农民军作为权宜之计，内心里往往对农民
军深怀敌意，私下甚至在某些公开场合仍斥之为“贼”。每当形势危急之时，他们把农民
军推到第一线，喘息方定就以种种借口支开农民军。有限的财力都用于培植杂牌“官军”
和召募“亲兵”。堵胤锡着眼于民族大义，始终不渝地奉行联络农民军共同抗清的政策。
1645年秋，他赴松滋草坪同李锦、高一功等谈判，能够以明朝巡抚之尊拜见李自成的妻子
高氏，这种诚意表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堵胤锡在前期同何腾蛟的矛盾，后期同瞿式耜等人
的隔膜，主要根源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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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山贞《客滇述》记：乙酉“四月，李自成部将一只虎陷太平、东乡、达州、夔州、
新宁等处，寻遁入湖广。”费密《荒书》也记载：“四月，自成贼党李赤心等陷太平、东
乡、达州、夔府、新宁等处，复入湖广。”按，李锦由隆武帝赐名李赤心是这以后的事。
② 顺治二年五月清驾臣李可学奏疏中说，四月间已“闻荆门、当阳等处潜有大贼一只虎
等十余股，近十数万”。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八五页。
③ 顺治二年十月十二日荆州副总兵郑四维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
（上），第四十五页。
① 顺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荆州副总兵郑四维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册， A3—40号。
② 乾隆十五年《澧州志林》卷十九《兵难》。
③ 吴晋锡《半生自纪》卷下。
④ 吴晋锡《半生自纪》卷下。吴氏又说：“余退而异见之言入矣。失此一机，惜也。”
意思是说他离开长沙返回永州以后，长沙道傅上瑞、监军道章旷等排挤大顺军的“异见”
被何腾蛟采纳。文中说的“田、高诸部”，高决非高一功，疑误。
⑤ 马进忠原来是明末起义军首领，绰号混十万，崇祯年间投降明政府，清英亲王阿济格
追击李自成时曾在湖北阳逻镇伪降，阿济格军东下以后，他把清将责令他运载的南征大炮
火药车子抛弃江中，径自率兵西上岳州。
① 顺治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荆州总兵郑四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一
五页。
② 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北巡按马兆煃“为飞报紧急军情事”揭帖中说：“又一只
虎李锦、袁宗第等并蓝、王、刘、牛等九营盘踞荆州，将田见秀、吴汝义等两大营合并，
又得明朝玉玺，复立李自成弟，引贼数十万北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
一四页。《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两次提及自成之弟名为“李孜”，参考其他文献，自成
兄第均以自字为排行，疑“孜”字为“自”字之误书，下脱一字。
① 顺治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荆州总兵郑四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一
五页。
② 顺治二年十一月梅勒章京屯代“为申报地方情形仰祈圣鉴事”揭帖，见《明清史料》
丙编，第六本，第五一一—五一三页。
① 何洯《晴江阁文钞》《堵太傅传》。
②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堵胤锡始末》。
① 张家玉《张文烈遗集》卷二下《破格收揽以资中兴大业疏》，引自《沧海丛书》。
② 《晴江阁文钞》《堵太傅传》。
③ 《明季南略》卷十二《堵胤锡始末》。
④ 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五十三页。
①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五十五页。
② 《思文大纪》卷五。
① 《烈皇小识》卷八附此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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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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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三节 忠贞营围攻荆州之役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3:54 星期四)
堵胤锡同李锦等大顺军将领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以后，决定不失时机地发动恢复湖北的战
役。他建议何腾蛟、章旷统兵由岳州北上，自己同忠贞营一道先攻下荆州，然后引兵东下
同何、章部明军会师武昌。当时，湖北清军力量相当薄弱，招抚原大顺军和马进忠的如意
算盘已全部落空，形势骤然紧张。这年十二月清湖南巡按宋一真报告说：“武昌之南即为
岳州，一向为马进忠、王允成分镇负固，不遵剃发，咫尺判为二民，彼此不敢往来，始犹
鼠首，今且鸱张。马则受饷纳官，王竟率部南去矣。招抚部臣江禹绪开诚布公，靡不周至
，不惟负隅不服，且遽朴杀去使，徒烦文告，终成画饼。闯孽一只虎冲突荆、襄、辰、常
之间，兵力甚盛。”①忠贞营原驻于荆州地区，这时集中力量攻城，郑四维竭力防守，已
有不支之势，一再向湖广总督佟养和紧急呼救。佟养和既无兵可派，又耽心何腾蛟部由岳
州北攻武昌，于是同湖南巡抚何鸣銮联名向清廷派驻南京的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请援
。
勒克德浑接到湖广求救文书后，于1645年十二月十八日率领兵马乘船西上，次年正月初十
日到达武昌_0327_1②。在听取了地方文武官员说明湖南、湖北的明军动向以后，决定派
遣护军统领博尔惠领兵一支南下岳州迎击以马进忠、王允成为前锋的何腾蛟、章旷部；自
己统率主力直趋荆州同忠贞营决战。
在这场对湖广局势有关键意义的战役中，何腾蛟与监军道章旷的昏庸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在长沙誓师后，兵将“蔽江而下”。正月初二日，何腾蛟、章旷到达湘阴，“期大
会于岳州”。张先璧借口购买的马匹未到，逗留不进，“诸镇亦复观望”③。几天以后，
驻守岳州的马进忠、王允才、卢鼎、王进才四镇听说清满洲八旗兵来袭岳州，竟然不顾汛
地，乘船南逃。岳州副将马蛟麟则向清军投降①。何腾蛟、章旷在途中忽然遇着南窜的四
镇兵，询问原因才知道是勒克德浑大军迫境。其实，博尔惠带领的只是由南京来援的一小
部分满军，马进忠等人误认是清朝贝勒大军将到，拔营就跑；何、章面见四将后，不仅没
有查明清方兵力和作战意图，鼓励将士继续北进，同样也被满洲兵威的虚声所吓倒，仓惶
退回长沙。蒙正发记，何、章领军“至湖口，见王、马诸镇舳舻南溃，何、章二公相顾诧
愕，不知所出。四镇到，面讯之，始知为贝勒渡湖故也。其实，贝勒是往西湖袭扑一只虎
，非来星沙者也。太仆（监军道章旷加衔太仆寺卿）向督师（指何腾蛟）泣曰：本拟长驱
直捣，孝陵（指南京）在望，今未出内地，挠沮若此，将何面目还星沙，某誓死不归也。
督师欷歔解慰，邀太仆且还，再图后举”②。何腾蛟志大才疏，心胸狭窄，经常谎报军情
，争夺头功。在堵胤锡督领忠贞营猛攻荆州之时，他就向隆武朝廷上疏报称已经“恢复”
荆州③；然而他亲自节制的明军不战自溃，岳州重镇反被清军占领，来援清军遂长驱直入
。二十九日，勒克德浑军进至石首县，他探知忠贞营主力正在围攻荆州，后勤辎重分屯江
南，就在二月初二日命尚书觉罗郎球往剿江南，自己统兵乘夜疾驰，初三日早晨即抵荆州
城外。李锦等对勒克德浑的千里奔袭毫无所知，仍然指挥部队攻城；清军分两路直冲忠贞
营营垒，李锦等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向西撤退。①觉罗郎球部也出其不意地击败南岸
大顺军守兵，夺得船只一千余艘。第二天，勒克德浑又派奉国将军巴布泰等分兵两路追击
忠贞营于安远、南漳、襄阳等境。李锦等兵员、辎重损失颇大，被迫退入三峡天险地区。
监军堵胤锡堕马折臂，向湖南常德一带撤退。李自成的三弟、原大顺政权磁侯田见秀、义
侯张鼐、武阳伯李友、太平伯吴汝义却在彝陵口带领部众五千余人向清军投降。四月初三
日，多尔衮接到勒克德浑的捷报后，下令把自成之弟“李孜”、田见秀、张鼐、李友、吴
汝义及部下将士统统杀光②。
这次会攻湖北战役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何腾蛟、章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岳州北上进攻武
昌，并且扼守城陵矶一带长江航道，致使清朝勒克德浑部如入无人之境直趋荆州；堵胤锡
、李锦等人以为岳州一带有何腾蛟指挥的军队，不会有东顾之忧，注意力全集中于荆州，
结果遭到清军主力偷袭，一败涂地。吴晋锡记：“赤心从湖北赴岳，以诸镇兵无一至，为
北兵截前队而还。威望之损从兹始也。”③由大顺军改编的忠贞营初战失利，被迫退入川
鄂交界的贫瘠山区。何腾蛟、章旷自以为得计，他们同自己笼络的一批南明军阀只知在湖
南蹂躏地方，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即便是在勒克德浑率军返回南京以后，也毫无作为，
连入湘重镇岳州都未收复。下文将讲到，至清军入湘时，何腾蛟、章旷节制的将领非降即
逃，使南明局势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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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五十三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顺治三年正月招抚湖广兵部右侍郎江禹绪揭帖云：“今平
南大将军贝勒统率大兵已于正月初十日抵武昌矣。”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
四四页。
③ 吴晋锡《半生自纪》卷下。
① 康熙二十四年《岳州府志》卷十一《战守》记：“三年丙戌，贝勒至岳，杀散诸贼，
援荆州，败贼一只虎，而马蛟麟投诚，以副将委守岳州。”参见康熙二十四年《巴陵县志
》卷九《战守》。
② 《三湘从事录》。
③ 《思文大纪》卷四，隆武元年正月初二日敕谕云：“昨据楚督何腾蛟有荆州恢复之报
。”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参见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
③ 吴晋锡《半生自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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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四节 何腾蛟经营湖南的举措失当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4:11 星期四)
在南明史籍中，何腾蛟的地位非常显赫。他在弘光朝廷覆亡时拒绝了清方的招降①，最后
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值得肯定。然而，在抗清事业中，何腾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往往不相信“忠臣”误国，南明史上却是屡见不鲜。
1645年三月，左良玉父子率兵顺江东下时，何腾蛟作为湖广巡抚被挟制登舟，跳入水中逃
脱，然后取道江西宁州（今修水县）进入湖南长沙。当时湖广的南部（就是后来的湖南省
）还处于明朝统治下，隆武朝廷任命他为湖广等地总督。何腾蛟既摆脱了左良玉部的挟制
，又深得隆武帝的信任，而且当时清廷用兵重点在东南沿海省分，一时顾不上湖广。何腾
蛟实际上掌握了湖广文武官员的任命权和湖南各州县的钱粮，如《永明县志》所记，“乙
酉年，明督师何讳腾蛟退守长沙，湖南各府属钱粮俱解督府”②。何腾蛟本可以做一番事
业，然而，他在用人行政上倒行逆施，举措毫无足称。这首先表现在他既无知人之明，又
无御将之才，却私心自用，急于拼凑一帮自己的班底。他伙同章旷、傅上瑞（二人都由他
推荐为道员、巡抚）把具有抗清实力的大顺军余部主力排挤出湘，收罗并重用湖南当地的
明朝杂牌军队如黄朝宣、刘承胤、曹志建、张先璧之流，为他们请官请爵，奉若骄子。这
些人乘机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除了危害地方外一无足恃。何腾蛟的亲信章旷原先
主张用“南人”（即上述黄、刘、曹、张辈）排斥“响马”（大顺军），眼看这些“南”
将割据自雄，连督、抚也指挥不动，又建议道：“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谓用外镇不
如用亲兵。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望敌还奔之响马，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与其以有限
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惟命之亲兵。且有亲兵则可以自强，自
强则可以弹压响马，驾驭外镇。此壮威制胜之术也。”①何腾蛟非常欣赏他的意见，于是
派人分别从广西，贵州等地召募兵将，很快就拼凑成了一支三万多人的“督标”、“抚标
”亲军，其将领有吴承宗、姚友兴、龙见明、覃裕春、满大壮、胡跃龙、向登位等。后来
的事实证明，这批乌合之众既弹压不了“响马”，也驾驭不了“外镇”，从未起过“壮威
制胜”的作用。既热衷权势又昏庸无能的何腾蛟、章旷之流拚命扩充兵员，不仅丝毫没有
增强湖南的抗清实力，反而严重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弄得民穷财尽，派系林立。王夫之
记载：“腾蛟既奉便宜之命，骤加派义饷，兼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
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赀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饷，
朝宣、先璧、承胤皆效之。湖南民展转蔓延，死亡过半。”①
自从岳州失守后，明军扼守岳州南面的新墙与清方对峙。1646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
六月，清湖广当局派总兵祖可法、张应祥进攻新墙，章旷部署的“亲军”大败，满大壮阵
亡，龙见明被活捉，姚友兴等闻风丧胆，丢弃汎地南逃，新墙遂为清军占领②。只是由于
清方动用兵力不多，目的仅限于巩固岳州防线，才没有继续南下。这年九月，何腾蛟、章
旷决定大举北伐，由章旷督兵由湘阴进攻岳州，移文制抚堵胤锡督马进忠部由常德北入长
江顺流接应。何、章调集的军队除督、抚标下亲军以外，还有王进才部和王允成带领的水
师，浩浩荡荡水陆并进，企图一举攻下岳州，进而收取湖北。清岳州守将马蛟麟见明军势
大，向武昌请援。清湖广总督罗绣锦仅派参将韩友、高士清、惠之观接应，兵力相当有限
。明军进至岳州附近时，马蛟麟同副将李显功不过派数百名骑兵出战，在万由桥击败陆路
明军，趁势追杀五十里；接着又击败王允成部水师①。章旷失魂丧魄窜回湘阴，把战败的
责任推到王进才“新营”（王进才原为大顺军偏将，后归附何腾蛟）身上。这时，堵胤锡
节制的马进忠部由长江东下直至湖北嘉鱼县六矶口，“武汉震动”，得到章旷军一败涂地
的消息才主动撤退。进攻湖北的计划受挫后，章旷、堵胤锡来到长沙同何腾蛟会面，堵胤
锡“盛称马镇之勇，微弹湘兵之怯”，章旷、何腾蛟愧恨交加，更加仇恨曾为“响马”的
大顺军和马进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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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四四一五四八页，《抄录招抚湖南文武各官书启本
稿》，原件佚名，经核查即清招抚云贵加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丁之龙所作招抚何腾蛟
及湖广文武官员文稿。
② 康熙六年《永明县志》卷九，兵寇志，兵变。
①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何腾蛟传》。在同书卷九《王允成传》中有类似的叙述：
“时腾蛟粮餫不给，征义饷于民，过旧税三倍。复开告讦罚饷，倾殷富户。请将效之，劄
弁四出召募，奸民旦裹抹额，夕掠邻右，湖南千里，炊烟几断。”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王
传中讲了乡居的前金都御史郭都贤（弘光初立时曾授户部尚书，郭拒不到职）见何腾蛟等
横征暴敛，民困已极，作诗讽咏。何腾蛟心怀嫉恨，竟对王允成说郭都贤隐居的石门山“
积金粟可赡数万人支十年，山径险绝，敌即至不能攻入，任痛饮，拥姬妾坐待太平邪！”
说得王允成垂涎不已。次年，清军入湘，王允成率部直奔石门，才知道郭都贤“所居茅菴
槿篱，无足据者”，大失所望，转往溆浦、沅州一带。由此可见何腾蛟用心之阴险。
② 新墙之战，顺治三年七月清偏沅巡抚高斗光揭帖中说：“本年六月十九日据总兵祖可
法、张应祥塘报湖南大捷等事。……该职看得新墙乃湖南之门户，今已歼其精锐，破其门
户矣。有传逆抚何腾蛟遁还贵州，其调来土司之兵俱各归本地者，虽凤闻未必尽实，然大
约人心瓦解，风鹤皆惊，其必然之势也。”（见《明清档案》第四册，A4—186号）。《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记这年六月湖广总督罗绣锦报告岳州署总兵官马蛟麟等阵斩伪帅满
大壮，生擒伪将龙现明等。蒙正发《三湘从事录》则记“副将吴承宗、参将满其灵、都司
郭泰被执”，承认了新墙战役失败。但他记清方领兵将领为固山祖大受（寿），实为祖可
法之讹。
① 康熙二十四年《巴陵县志》卷九《战守》。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无法否认何腾
蛟、章旷召募来的亲兵懦怯无能，就胡言乱语硬说岳州之败是由于王进才部争抢清军马匹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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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五节 清孔有德等三王兵入湖南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4:30 星期四)
清廷接到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军队平定浙江的捷报以后，为了加速征服南明，于1646年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八月十五日派遣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
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章京屯泰（即佟岱、佟养和）统领本部兵马
南下，进攻湖广和两广，任
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节制各部①。孔有德等受命后，回辽东收拾兵马，直到1647年二月
初才到达湖南岳州。这月十六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带领主力由陆路、屯泰由
水路，向明军扼守的新墙、潼溪进攻。明军不堪一击，纷纷如鸟兽散②。十八日，清军进
迫湘阴，章旷同部将逃往长沙，同督师何腾蛟商量对策。当时驻守长沙的澧阳伯王进才建
议调驻守常德的马进忠、王允才部前来长沙加强防守力量。不料，马、王二部还在途中，
清军就已经直趋长沙城下。王进才眼看兵力不敌，保护何腾蛟乘船南撤。二十五日，清军
占领长沙。
孔有德在占领长沙以后，为解除两翼威胁，在湖南站稳脚跟，派耿仲明进攻常德地区，尚
可喜领兵直捣黄朝宣盘踞的攸县燕子窝。同时派人招降驻于浏阳的何腾蛟中军总兵董英。
三月初七日，董英率部降清。马进忠、王允才部在援救长沙途中，得知该城已被清军所占
，退往湘西山区，常德无军防守遂为耿部清军占领③。尚可喜兵至攸县，黄朝宣不敢迎战
，遣人向清军“讨招安。恭顺王不允，要洗他巢”①，黄朝宣只好收拾财物领兵窜往衡州
。湖南另一明朝将领张先璧则退往宝庆（邵阳）。三月中旬，何腾蛟、章旷先后逃至衡山
县。在清军追击下，他俩在云南将领赵印选、胡一清保护下逃到衡州。四月十四日衡州失
守，何腾蛟、章旷又逃到永州、东安一带；黄朝宣向清军投降，由于他长期蹂躏地方，百
姓怨恨，孔有德为了收买人心，下令把黄朝宣父子处死。
孔有德指挥的清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湖南大部分地区。当时已入盛夏，清
兵在长沙、衡州一带避暑，暂时停止了进兵。永历帝在武冈军阀刘承胤控制下苟延残喘，
章旷于八月初八日病死于永州，何腾蛟奔走于武冈、永州之间一事无成。中秋以后，金风
送暑，清军即开始向武冈、永州进攻，迅速占领了除湘西部分土司以外的湖南全境。何腾
蛟作为南明湖广等地总督和督师，在湖南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兵员多时号称十三镇，又提
拔了大批亲信文官出任巡抚等官职，不仅没有收复湖北寸土，而且在清军南下时即全盘瓦
解。偏沅巡抚傅上瑞降清，章旷死后接替恢抚的吴晋锡做了清朝统治下的“遗民”，部下
将领有的降清，有的逃入广西。这就是何腾蛟经营湖南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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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七，参见《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② 顺治四年四月湖广巡抚高士俊揭帖中说：“二月十六日大兵自岳起营，三王统铁骑由
陆路南进，兵部佟（即屯泰）由水路前行。”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记是月十五日清军“
扑”新墙、潼溪，明军皆溃。此处据清方档案记载。
③ 上引湖广巡抚高士俊揭帖中说：“常德府士民兵马闻大兵南向，俱已逃散，止存空城
。”实际情况是马进忠等部奉调援长沙，三月初曾到达新化、湘乡一带。援长沙既已成泡
影，常德守军亦空。
① 吴晋锡《半生自纪》记：“三王兵至衡，黄朝宣率其子降，以为长保富贵。三王先命
朝宣之兵释兵械，召朝宣入，历数残暴之罪，支解之，以快人心。”王夫之《永历实录》
卷十记黄朝宣投降后被乱箭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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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十一章 大西军的经营云南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4:49 星期四)
第一节 云南沙定洲之乱
云南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管理体制和内地各省有很大的区别。除了在云南设立了都指挥
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后来又设立了巡抚以外，由于这一地区土司众多，自洪武年间
起沐英（封西平侯，其次子晋爵为黔国公）世代镇守该地。沐氏家族不仅掌握了很大的兵
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句话说，云南在明代处于世袭勋臣和地
方流官的双重管辖之下，两者既互相配合，又常出现纠葛。1644—1645年，中华大地风云
陡变，特别是张献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黔国公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
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以防止大西军入滇，并准备接受南明朝廷的调遣。1645年九月
，武定土司吾必奎趁机发动叛乱①，声言：“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②
叛军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沐天波等人急忙下令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
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部，于九月间一举
击败叛军，吾必奎及其党羽都被活捉。沙定洲原是王弄土司沙源的儿子，阿迷州土司普名
声死后，其妻万氏①改嫁定洲，两土司合而为一，势力大增，以临安府生员汤嘉宾（万氏
的妹夫）为谋主，暗中筹划利用沐府同云南巡抚和三司官之间的矛盾、各土司的向背不一
，发动一场夺取云南权力的政变。于是，沙定洲夫妇统率的土司军在吾必奎叛乱已经平息
后，仍滞留于省会昆明。沐天波因定洲之父沙源一贯表现忠贞，不疑有他，在黔国公府内
多次设宴招待。沐府二百多年积累的财富使定洲垂涎欲滴，昆明守备力量单薄、汉族统治
集团内部的摩擦，更使他感到有可乘之机。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部署已定，以告
辞为名，亲自率领士卒攻入黔国公府，同时分派部众占领省城各门。由于变生意外，沐天
波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世袭铁券等物逃往西宁，途
中由龙在田、禄永命保护来到楚雄②，这里有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镇守③，才暂时安顿下来
。沐天波的母亲陈氏和妻子焦氏未能随行，仓卒中逃入尼庵自尽①。
沙定洲占领昆明以后，自称“总府”，“总府”是明黔国公世爵的一般称呼②，这表明他
已经企图取代沐天波的地位。其妻万氏称主母。“并舆出入，遍谒缙绅。滇中豪右投为谋
划者甚众”③。沙定洲派兵追拿沐天波，在楚雄被杨畏知集结的军队击败④。他在西进失
利之后，发兵收取云南各地，在不长时间里除了杨畏知、沐天波控制下的楚雄以西地区外
，都归附了沙氏。沙定洲轻而易举地攫得了沐府累世蓄积的财富。“沐氏世镇云南，府藏
盈积。佛顶石、青箭头、丹砂、落红、琥珀、马蹄、赤金皆装以箧，箧皆百斤，藏以高板
，板库五十箧，共二百五十余库，他珍宝不可胜计。定洲运入本峒，累月不绝”⑤。沙定
洲虽然发了一大笔横财，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取代黔国公世镇云南的合法地位才是他的主
要目的。因此，沙定洲在策略上尽量争取明朝廷任命的云南官员和在籍的汉族官绅，他不
仅下令凡是愿意接受自己指挥的各府县汉族流官一律留任，而且胁迫或伪造云南巡抚吴兆
元、在籍大学士禄丰人王锡衮给隆武朝廷上疏，说：“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
南。”①王锡衮在崇祯年间官至吏部左侍郎，隆武时晋升为东阁大学士礼、兵二部尚书督
师云贵湖川广五省军务，他由故乡禄丰来到省会昆明时，适逢沙定洲之变，遭到软禁②。
这年十二月初十日王锡衮写的《风节亭恭纪》一文对沙定洲叛乱和云南局势作了以下的揭
露：
适今新皇（指隆武帝）龙飞海甸，闢网旁招，畀臣以号召恢剿等事。曾不逾日，再晋阁衔
，且于滇在事诸臣敕中谆谆及衮。凛兹大义，胡敢苟安。勉强应命，实欲以报新皇者报我
烈皇帝。遭逅多艰，为贼臣（指沙定洲）夥计困厄会城，进退维谷，日与诸魔鬼作邻。甚
至煌煌颛敕为中贵臣万里恭捧而来者，亦抗阻不容出接。悖逆如此，是尚知有朝廷也哉！
封疆重吏（指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不惟不能匡正，而反摇尾听之。滇事真不可言矣。臣衮
血性具存，义愤常结，惟有捐躯如赴，俟时而行。即闺中诸弱息者流亦饶有须眉气，如腊
月四日之事（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叛乱，初四日王锡衮的妻妾被迫自尽）大概可想见，臣
复何言。惟是前此中间如委曲出疏皆一般宵小播弄成篇，属草改窜推敲，虽字句无所不用
其极。更有一篇没天日的文字，不识构者是何肺肠，以抚军恐被人识破而止，犬豕不食其
余，是岂臣衮所忍见。有主使者，有佐助者，其中可历而指也。近又迫挟出咨参杨道（指
杨畏知）矣，青天白日之下，魑魅公行；眼见新皇属望盛心，万不能副。恭读御制旨云：
“朕有堂堂不怕死之身。”有是君定有是臣，臣愿身任之，以对扬我烈皇帝。①
他在《自誓》诗中也痛斥沙定洲是“贼党无端舞叛戈”②。这里比较详细地摘引了王锡衮
陷入虎口时留下的遗文，是因为当时他失去自由，沙定洲等人盗用他的名义向隆武朝廷和
云南各地发出奏疏和咨文，造成许多错误的记载。沙定洲之变如何评价，学术界可以讨论
，但是说王锡衮支持沙定洲则完全违背事实。
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宁，道路僻远，在福建的隆武朝廷对云南发生的事变弄不清楚
，仅仅凭借吴兆元等人署名铃印的奏疏和某些传闻，就发出了“扫除沐天波”的谕旨。《
思文大纪》一书在隆武二年（1646）四月内记：“云南巡抚吴兆元疏辞敕书印剑。上谕其
加意料理，曰：卿久抚戡滇疆，弘宣猷绩，正资善后，毋贻朕南顾忧。扫除沐天波，业有
成命。不准辞。务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统丰功，朕复另有酬叙。”③从这条材料用了“业
有成命”一语来分析，说明在四月以前另有一件失载的相关谕旨。吴兆元的辞职表明他也
不愿意同沙定洲合作；隆武帝不准他辞职意味着朝廷对云南局势不放心，责成巡抚加强控
制。瞿共美的记载进一步说明隆武朝廷对云南的局势若明若暗，大有鞭长莫及之虞：“云
南抚、按及沐天泽交章称黔国公沐天波造反，有土司沙定洲出奇兵扑灭之。……遂诏天泽
袭封。”后来又从另一途径得到报告，是沙定洲叛变，突然攻入黔国公府，“天波仅以身
免，母、妻及天泽俱被劫，胁令具疏”。“然地远莫能得要领，朝廷置而不问”①。
沙定洲叛乱之后，吴兆元和巡按罗国�以及三司官已经没有实权。沙定洲则正在逐步巩固
自己的地位，致力于扫灭继续在楚雄以西抗拒的杨畏知和沐天波征集的其他土司势力了。
如果他的图谋得逞，势必成为割据自雄的云南王，暂时利用的汉族官绅将被逐步排挤掉，
云南同中央朝廷的离心倾向将越来越明显。1647年大西军的入滇，粉碎了沙定洲的美梦，
增进了云南同各省休戚相关的联系，应当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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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于乙酉九月。雍正九年《建水州志》卷一
《建置沿革》作“无谋土酋吾必奎作乱”。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万氏之名为万彩云。
② 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赖有宁州土酋禄永命与定洲力战，天
波始得西去。永命年十六，知大义，天波爱之，命统彝兵五百驻扎会城内仓山，是以闻变
即赴，奈师少无援，至午只剩二十余人，遂夺东门走归宁州。”参看昆明无名氏辑录《滇
南外史》。
③ 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五《秩官志·名宦》记，杨畏知，陕西宝鸡人，崇祯三
年解元，沙乱时任金沧道副使。康熙三十三年《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为洱海道副使
。
① 康熙《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天波急奔出城，士民拥太夫人陈氏至朝阳庵，
夫人焦氏至金井庵，是夜自焚死。”《明末滇南纪略》《坚守楚雄》篇记天波“不暇顾其
母、妻，致步行逃难，至蛇山之朝阳庵自焚雉经”。
② 参见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十一。
③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④ 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记，沙定洲军围攻楚雄，杨畏知坚守不
下。双方相持到大西军将要入滇时，沙定洲才匆忙撤回军队往援曲靖。
⑤ 《鹿樵纪闻》卷中《沙定洲之乱》。
① 《鹿樵纪闻》卷中《沙定洲之乱》。
②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1645年夏历“十月，故詹事府正詹事王
锡衮起兵禄丰。”下注云：“锡衮家居日久，隆武起为大学士，于是自禄丰至省，招集兵
马，期赴闽中入卫。”十二月沙定洲占领昆明，“锡衮驻贡院，定洲以兵围之。”
① 《明滇南五名臣集》所收《禄丰王忠节公集》。
② 上引《禄丰王忠节公集》。
③ 《思文大纪》卷五，收入神州国光社版《虎口余生记》内。
① 瞿共美《粤游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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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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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二节 大西军由贵州进入云南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5:08 星期四)
1647年初（顺治三年底），张献忠在西充县境不幸牺牲。大西军急速南撤，面临着严峻的
考验。他们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大西军几乎走
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
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
打开了南进的通途，为实现由黔入滇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
张献忠牺牲以后，领导大西军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他立即改变张献忠滥
杀无辜的过火行动。1647年正月初一日，大西军余部集中于四川綦江，收集溃散，重整队
伍①，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②接着，孙可望等率领经过整顿的部队进入遵
义，“秋毫无犯”③。由于清肃亲王豪格派遣的军队追踪而来，大西军继续南撤，进入贵
州，“所过民皆安堵”④，顺利地占领了省会贵阳。明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
、都指挥使陈瑞征等逃到定番州（今贵州省惠水县），拼凑了一批反动武装负隅顽抗。孙
可望派定北将军艾能奇领兵进攻，在二月十二日攻克定番，张耀等被处死，曾益自杀⑤。
清军前锋在占领遵义和川东部分地区后，因地方残破，到处是一片荒芜，粮食接济不上，
被迫“凯旋”回师。大西军在贵州的胜利，使自己摆脱了清军的追击，得以整顿内部和休
养士卒。
大西军南下后出现的气象一新，同孙可望等人整肃内部有密切关系。张献忠遇难后，他的
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
政策。“时可望等奉伪皇后为主，驻遵义桃源洞。诸贼每早必先往朝，凡事奏请而行。伪
宰相汪某辅之，……每公会议事，犹傲据诸贼上”①。孙可望等人认识到政策上的改弦易
辙已经成为大西军生死存亡的关键，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清除改革的障碍。因此，孙可望、
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致决定把“皇后”和汪兆龄处死②，四人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后
均改姓张，这时各自恢复原姓。这样，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
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自然成了主要的领导人。
大西军进入贵州以后，豪格统率的清军已经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杂牌官军又不足以同大
西军相抗衡，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当他们得到云
南发生了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决策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选择云南作为自己的进军目标，是有历史背景的。大西军的骨干多
是陕西人，他们虽然长期流动作战于长江南北，还有一段经营四川的经验，可是云南在当
时被看成是僻远烟瘴之地，没有对该地的基本了解不可能贸然进兵。早在崇祯十一年和十
二年（1638—1639）张献忠受抚于湖北谷城期间，他和部下主要将领同从云南调来的官军
就建立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当时，奉明朝廷调遣到湖广的总兵龙在田是云南石屏上司将领
③；张献忠出于策略考虑，曾经拜龙在田为义父，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马匹、交枪①。明
政府派驻龙在田军中的监纪原任知县侯弘文，也因龙在田的关系“与献忠烂熟”②。张献
忠和龙在田的部下也来往密切，例如龙在田所统土司兵阿来婆“为逆献所喜，常召至帐中
商酌事情”③。张献忠军同云南土司兵将的过从甚密，甚至在湖北荆州人士中引起不安，
“谣言滇兵通贼”④。这些材料表明，包括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在内的大西
军高级将领同云南土司龙在田等人是老相识，在湖广时虽然未必会想到后来取云南为基地
，但平时言谈笑语中势必对云南各方面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当他们率部来到比较贫瘠的
贵州时获悉云南被沙定洲叛军占领，立即决定进军云南，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有的史籍记载，大西军入滇是接受了龙在田的建议，如《临安府志》云：“孙可望等至贵
州，在田说令攻定洲。”⑤明清之际在云南任职的冯甦也记载：“又明年丁亥，张献忠被
诛于西充，其义男孙可望等率残兵由遵义入黔。龙在田使人告变，且劝其至滇。可望因诈
称黔国焦夫人弟率兵来复仇。云南初苦沙乱，皆延颈望其来，不知为贼也。”⑥《石屏州
志》记：“沙定洲反，沐镇（指沐天波）被围楚雄，在田实左右之。及李定国入滇，在田
声势大振。”①龙在田对于大西军的决策进滇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孙可望等率部入滇时，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事先派出间谍前往云南，利用汉族官绅、部
分土司对沙定洲的不满情绪和黔国公在云南长期享有的威望，散布假情报说行将入滇的大
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这一策略果然收到明显效果，“
云贵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传播，故贼兵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②。16
47
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西军占领平彝（今富源县），进入云南省境
③。同月二十八日攻克交水；次日移兵曲靖，歼灭沙定洲所设守军五百名，俘获明云南巡
按御史罗国�④。为了迷惑沙定洲，孙可望等占领曲靖后，不是向西进攻省会昆明，而是
南下直趋阿迷州（今开远），在蛇花口击败沙定洲援军一千名。沙定洲见兵力不敌，又误
认大西军确系焦氏家族所召援兵方能熟知地理先攻其老家，就在四月十八日主动放弃昆明
，逃回蒙自故里佴革龙①。行前命部将杜其飞把软禁于贡院的明大学士王锡衮杀害②。留
在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等人终于弄明白了入滇的并不是什么焦家救兵，而是大西军
，然而他们手头无兵，只有听任绅民投降。四月下旬，大西军经宜良顺利地进入昆明。“
二十四日，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③。
大西军进入昆明以后，经营云南面临许多复杂情况，需要加强核心领导。五月，孙可望、
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以事权不一，推可望为帅”④。孙可望以“盟主”的身分不失
时机地部署兵力平定云南各处叛（即依附沙定洲的势力）、顽（指效忠于明黔国公沐天波
和杨畏知的势力）集团。李定国带领一支精兵于五月十九日抵达沙定洲重点防御的临安府
（府治在建水县），二十二日采取挖掘坑道直至城墙下面填塞火药的“放迸法”轰倒东南
面城墙，迅速占领全城①。临安距离沙定洲的家乡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市）很近，大西军
本来可以趁胜进攻阿迷，不料原昆阳知州冷阳春和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叛乱，定国惟恐后
方有失，立即“星夜回兵”，于六月二十三日平定了两州的叛乱②，沙定洲才得以苟延残
喘。
刘文秀统兵由昆明北上，经富民收取武定州、和曲、禄劝等地③，然后向西推进，占领鹤
庆、丽江、剑川，平定了滇西北地区④。孙可望在八月间亲自领兵经禄丰进攻杨畏知、沐
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杨畏知的军队在禄丰县城东面的狮子口被大西军击溃
，他本人也被活捉⑤，孙可望考虑到他在云南官绅中是反对沙定洲叛乱的代表人物，再三
劝他投降。杨畏知坚持不同“流寇”建立的大西政权合作。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妥协：一
，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①。协议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大
西军进入贵州后就已经作出了政策调整，自无异议；关键是第一条，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
人接受了杨畏知的意见，暂以干支纪年，为后来联明抗清铺平了道路。九月，刘文秀带领
兵马进抵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
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
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②。沐天波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先行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还
发出檄文责成永昌府推官署金腾道印王运开、通判署府印刘廷栋向大西军缴印投降；遭到
两人拒绝后，又派人说服永昌府绅民不得抵抗③。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
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
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于
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①。到1647年
十月，云南全省只剩下阿迷州、蒙自地区仍在沙定洲控制之下，北面的东川府（今云南会
泽县）土司禄万亿、禄万兆心存观望，不肯按额纳饷。
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五月，孙可望等商议后，决定由定北将军艾能奇率领兵马
往征东川。艾军进至距东川府三十里处遭到埋伏于路傍深箐中的禄氏土兵袭击，能奇中毒
箭流血不止，连夜抬回昆明，不治身死②。孙可望下令厚葬能奇，另派精兵取道壁谷坝，
击败禄氏土兵，平定了东川及其附近州县土司，巩固了对昆明东北方面的统治。
为了彻底铲除沙定洲的残余势力，这年七、八月间由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南征阿迷、蒙自
。由于道路崎岖，粮饷难继，孙可望“乃起省城民夫，每户夫一名，每名领二斗，至临安
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给夫作口粮；省城每夫一名脚价银二三两不等”，民“乐于挽运，
不知其苦”③。定国、文秀士马饱腾，迅速击败沙定洲军，攻克阿迷、蒙自，把沙定洲围
困在其老寨佴革龙。佴革龙地势险要，却缺乏水源，沙军每乘夜间下山取水。定国等下令
于水源处立砦，分兵把守。沙定洲军饥渴难耐，被迫投降。定国、文秀除了把沙定洲、万
氏和少数为首者解往昆明外，“招抚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如是出降络
绎不绝。李定国抚慰赏劳之，出令不许掳掠，违者立斩。自是迤东半壁安堵矣”①。十月
，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在昆明被处死，标志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②。在孙可望的部署
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
宁的生活，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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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阳直《蜀乱》。
②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二《孙可望传》。
③ 九峰居士编辑《粤滇纪略》卷二《孙可望陷重庆》；欧阳直《蜀乱》亦云：“遵人得
免于杀戮。”按：遵义当时属四川省。
④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七。
⑤ 康熙《定番州志》卷二十一，艺文，王睿《殉难记》。
① 《粤滇纪略》卷二。
② 参见沈佳《存信编》卷一等书。张献忠的“皇后”究竟是谁，各书记载不一致。有的
说是明末大学士陈演的女儿；有的说陈氏在献忠生前即已处死。
③ 方孔炤《抚楚公牍》，引自《桐城方氏七世遗书》。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十三
《志补》记：龙在田原为该州阿吉黑里长，天启年间随征安效良，有功，署都司衔。崇祯
时“奉调入楚援剿流贼，多所劫掠。还滇，自署都督”。
① 方孔炤崇祯十二年七月《查参疏》中说：“惟是滇帅龙在田与逆贼交欢时结拜父子，
……至今逆贼营中之滇儿名马、交趾精铳无不有之。”见《抚楚疏稿》，收入《桐城方氏
七世遗书》。方孔炤又说：“陈洪范、龙在田两将主和，收张献忠为干子。……在田以其
复铳、复马饵献忠者，两将受其金也。”见同书《西库随笔》。
② 方孔炤《抚楚公牍》。
③ 方孔炤《抚楚公牍》。
④ 方孔炤《抚楚公牍》。
⑤ 嘉庆四年《临安府志》卷十四，人物三《龙在田传》。
⑥ 冯甦《滇考》《普、吾、沙乱滇》。谢圣纶辑《滇黔志略》抄本，卷十三《轶事》记
龙在田招孙可望等领兵入滇事与《滇考》所载几乎完全相同。
①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十三《志补》。
② 《明末滇南纪略》（又名《滇寇纪略》）卷二。咸丰二年《南宁县志》卷六《人物·
忠烈》记：“蒋懋勋、蒋世勋、张英、陈允济俱卫世职。流寇至，诡言黔国公复仇之师，
四人率众迎之。及至，始知其诈。寇迫使降，不屈，同声骂贼，遂遇害。”按，南宁县即
云南曲靖府附郭县，不是现在的广西省南宁市。
③ 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记：“四年三月，流寇孙可望、李定国、刘
文秀、艾能奇自黔入滇，诡称援师，二十五日屠平彝，二十八日屠交水，二十九日屠曲靖
。”
④ 李恩揆《丁亥纪略》，见《滇系》卷八，又见《滇粹》。
① 康熙十二年《阿迷州志》《人物志·叛乱土司》记蛇花口作蛇夸口。其文云：“丁亥
，孙可望至滇，假言为沐国公报仇，定洲兵至曲靖迎敌，败走，归驻蛇夸口。李定国袭之
，沙兵复溃，不敢据阿迷州，遁入佴革龙。李定国等兵破临安，探知定洲潜逃，直抵阿迷
，屠戮士民，拆毁城垣而去。定洲、万氏复收败卒于佴革龙，竖立木城为自守计。”嘉庆
四年《临安府志》卷四《疆域》记：“蛇花口在阿迷州北，为州境之险。有佴革龙山势险
恶，逆酋沙定洲恃以为固。”
② 昆明无名氏辑录《滇南外史》；康熙五十三年《鹤庆府志》卷四《沿革》。
③ 南沙三余氏撰《南明野史》卷中。冯甦《滇考》记大西军由陆凉、宜良入省，“宜良
知县方兴佐率众持羊酒迎可望，贼喜，不入城。至省，巡抚吴兆元等迎于郊”。
④ 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卷二《沿革》。《明末滇南纪略》也记载大西军入昆明之
初，“四寇共议推孙可望为盟主，一切诸务皆听令焉”。
① 雍正九年《建水州志》卷十一，艺文记下，杨德沛《佴氏先茔表义碑记》。
②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昆阳知州冷阳春与晋宁举人段伯美率
兵守城拒贼。时定国攻沙定洲党汤嘉宾于临安，闻阳春等起义，星夜回兵，屠二州，尽焚
民居房。”道光二十年《晋宁州志》卷十一《补遗志·事略》记：“顺治四年四月，流寇
孙可望等入滇，李定国追沙定洲至晋宁，秋毫无犯，百姓具牛酒犒军，定国大喜，信宿乃
去。去后驿使往来有婪索者，邑举人段伯美率众杀之，又割其从者耳鼻纵之去。定国方攻
临安，闻之大怒，撤兵回，遂屠州城。拘男妇于营门，令各出其手以待截，按男左女右；
有误出者，并两手截之，惨不可言。既而定国亦以太甚，命开东、西二门，自东门出者生
，自西城出者杀之。署知州冷阳春及伯美俱遇害。”
③ 康熙二十六年《武定府志》卷一《附勘事实》。
④ 康熙五十三年《鹤庆府志》卷四《沿革》；康熙五十二年《剑川州志》卷二《沿革》
。
⑤ 康熙五十一年《禄丰县志》《纪事略》；该书首绘禄丰县舆地图城东有狮子口，距城
不远。按，《明末滇南纪略》《沐公顺贼》篇记杨畏知在禄丰兵败后与沐天波逃往永昌，
不久在永昌同沐天波一道投顺大西军，与当地志书记载有分歧。
①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八。
② 康熙三十三年《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孙可望于顺治三年八月至大理，系时有误
，当作顺治四年（1647），参见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③ 康熙四十一年《永昌府志》卷二十五，艺文，冯甦《三忠臣传》。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按，明朝习惯以云南省会昆明为界，其东曰迤东，其西曰迤
西，合言之曰两迤。迤西包括大理、永昌、鹤庆、蒙化、楚雄、武定、永宁、姚安、镇沅
、顺宁、丽江、景东十二府；迤东指云南、临安、澂江、寻甸、广西、广南、曲靖、元江
八府。见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十三《志补》。
② 乾隆二十六年《东川府志》卷三《建置·沿革》。按，贵州《定番州志》等书记艾能
奇于1647年二月进攻该州时被射死，纯属误传。又，《明末滇南纪略》中写作“禄万钟”
，此处以《东川府志》为准。
③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倡义讨逆》。康熙三十年《通海县志》卷一《沿革事考》记
，“戊子年七月，李定国复提兵过通海，入攻沙定洲，派通海军民运粮至佴革龙，死亡几
半。”“八月，定国攻破佴革龙擒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由通海械赴云南。十月，磔
于市，杀其党数百人。”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倡义讨逆》。康熙十二年《阿迷州志》《人物志·叛逆土司
》记，丁酉（1647），李定国率兵击败沙定洲，直抵阿迷，“拆毁城垣而去。定洲、万氏
复收败卒于佴革龙竖立木城为自守计。又二年，己丑（1649），李定国自滇统兵直捣其巢
，围困数月，定洲（当为定国）诱出定洲、万氏并叛党，擒送云南，磔杀之，滇人称快。
”擒杀定洲在戊子（1648），记年有误。
② 康熙《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记》。
③ 上引《明末滇南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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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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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三节 孙可望等的经营云南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5:28 星期四)
平定全滇在大西军史册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对于南明永历政权的延续尤有关键意义。就
大西军而言，张献忠在世时固然有建军立国的开创之功，但在1644年入川以前流动性过大
，所建地方政权旋设旋失，入川后虽有意以四川为基业，在政策上却屡犯过激错误，叛乱
蜂起，献忠牺牲前数十万兵马仅拥聚于西充一带弹丸之地。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
能奇等于主帅身亡之后，团结内部，不失时机地挥军入滇，取得了一块稳定的基地，休养
补充士马，整顿经营地方，为原大西军在南明抗清斗争中重展雄风蓄积了力量。为了充分
认识孙可望等取云南为基业的重大意义，不妨同大顺军作个比较。到1645年李自成牺牲之
时，大顺政权已全盘瓦解，大顺军余部既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以致队伍四分五
裂；又没有自己的地方政权，长期寄人篱下，直到后期才在夔东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川之处
建立了据点。尽管大顺军后期的主要领导人李过、高一功、李来亨具有宁死不屈的坚贞品
质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但“长沙地小，不足回旋”，给他们活动的舞台太小了。人力、物
力的严重不足大大限制了大顺军的积聚力量和开拓局面。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余部
的战绩远不如大西军，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块比较大又比较富庶的后方基地。大西军自
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起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几次挫败不
可一世的清军，成为全国抗清的主力，是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收取和经营云南分
不开的。
大西军在平定全滇之后，即“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
入滇之路，悉扼守之”①。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大西军同清方和南明朝廷都没有接触，
联明以后云南仍在原大西军控制之下。孙可望等在云南的统治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显示
了一些特色。大致可以说，它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延续，又在政策措施上作了部分改革。
特别是纠正了献忠奉行的过激行为，针对云南地方特点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成绩非常显著
。现分述如下：
一，在政权建设方面，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为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废除了
大西国号，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①，但当时还没有同南明永历朝廷建立联系，因
此纪年暂用干支。领导体制上，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
能奇为定北王②，四人地位大致相当，孙可望以大哥的身分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文献纪载，可望“大书示命，号召全滇云：孤率三兄弟，统百万貔貅，建国不建统，纪年
不纪号”①。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王应
龙为工部尚书，丁序焜为户部尚书，任僎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马兆羲为学院②，张虎
为锦衣卫。沐天波仍明旧封为黔国公，“提调汉土官兵，加云鹤服色”③。府、州、县官
员也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换伪印，独天波佩旧印不改”④。所颁新印篆文由明
朝的九叠文改为八叠文。“且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
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命弓匠出身的大西军老部下工部尚书王应龙行巡按
事，巡察各地。“访姚安知府谢仪贪酷，孙可望差官持令箭去，立拿于署前斩首传示。全
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⑤。这种雷厉风行的惩治贪污，荡涤了明朝相沿成习的污泥浊水
，保证了云南吏治的清廉。
孙可望还“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
立即行之”。“又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
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
民者无不备举。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为治若此，诚滇南不幸之幸也”①。
二，在经济政策上，大西军初入云南时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在很短的一个时期里实行过
打粮和对官绅、土司追饷的办法。打粮即派兵四出，把百姓剩余粮草无代价地没收，受打
击最重的虽然是地主，但难免掠及家有少许余粮的农民，使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大西
政权在四川的失败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因此，孙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实可行的赋税政
策。他们把云南某些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营庄由大
西军偏裨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
不论上、中、下全征”②。就田赋而言，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③，农民的
负担是比较重的。但是，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
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
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减少了敌对情绪。当时一个士子赋诗云：“履亩科租法最
奇，畜肥兵饱士民饥”①，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政策的效果。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
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当年秋成就“倍于曩昔”，次年又“大熟，
百姓丰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②。入滇初期曾严格禁止酿酒，借
以避免浪费粮食③，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才解除了这一禁令。
孙可望等还注意保护民间贸易，初入云南时铸造了大西政权的“大顺钱”④。为时不久，
因废除大西国号，改“铸兴朝通宝，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⑤，还有一厘的小
平钱。这在云南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云南盛产铜矿，明代虽曾奉朝廷命令铸造铜钱
，但多数输入内地各省，当地居民直到万历时交易仍通用贝币，称为■。天启末至崇祯年
间虽由政府提倡，逐渐使用银钱①，但民间积习用■者还很普遍。孙可望等铸兴朝通宝后
，下令“禁民用贝，违其令者刖劓之。辛未（当为辛卯1651）通行”②。至此，云南在商
品流通过程中才普遍用钱，同其他各省趋于一致，这对于活跃云南和内地经济上的交流具
有深远的意义。
对云南的井盐生产也加强了管理，借以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孙可望派总兵史文为盐
税司，负责征收盐课和商税。“黑、琅两井之盐归官，令商人在省完工本，领票赴井支盐
。由是凡系盐商悉大富，以白镪为瓦砾矣。……每一下操，赏赉动以万计”③。清代人士
刘孟弘说：“按全滇盐政考，井有九：黑、白、琅、云龙、安宁、阿陋、只旧、弥沙、景
东也。黑井旧额岁征课二万六千六百两，白井一万五百两，琅井二千四百两，云龙等六井
共征一万六百四十九两三钱六分。自明季投诚伪官史文开报黑井岁办课九万六千两，每斤
征银一分六厘；白井办课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两，每斤征银八厘；琅井办课九千六百两，每
斤征银六厘”①。可见，在大西军余部治理云南期间，盐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来自盐课
的收入每年多达白银十余万两。通过铸钱、整顿盐课、商税以及田赋制度的改革，为大西
军的稳定云南进而出滇抗清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在军事方面，孙可望等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主要包括严肃军队纪律、加强训练、
改善军需供应。
整顿军纪：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消灭政治上的敌对势力曾经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为解决
粮饷又曾在短期内实行过“打粮”、“追饷”措施，因而在一段时间里在云南官绅士民中
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孙可望等在站稳脚根后，立即改弦更张，申明军纪，“凡发兵征剿，
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
；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②
。史籍中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有抚右营兵马前往禄丰驼粮，回至草铺歇下，有一兵
失手误伤百姓方二岁小儿一个。百姓喊叫，杨总兵得知，将兵拿去责四十棍，断烧埋银十
两。不意草铺管庄报与刘文秀。及杨总兵押粮至省回话，刘文秀大骂，要责杨总兵一百棍
，众官力保方恕。将打死小儿之兵拿去，立刻绑出小西门外枭首，将头传送草铺号令。”
①士卒误伤小儿致死竟被砍头示众，执法显然过严，但由此可见大西军领导人为防止军队
损害百姓利益，不惜矫枉过正。他们很快就得到云南百姓的衷心拥护决不是偶然的。连封
建文人也称赞道：“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②
加强军队建设和训练：大西军进入云南以后，因地势僻远，同内地各方面势力都脱离了接
触；然而，孙可望等人却始终密切注视着国内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的进程
，随时准备奔赴疆场，重显身手。因此，他们以云南为基地，秣马厉兵，军事训练抓得很
紧。史籍记载，大西军平定云南全省之后，“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③，兵员数量显
然比入滇之初有较大的增长，其中既包括了对原明朝官军的改编，也吸收了不少当地少数
民族的军队。为了操练士马，在昆明征发数万民工，扩建教场，“日夕操练士卒，三、六
、九大操”④，从而为不久以后出滇抗清准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改善军队供应：孙可望等人决定“将各州县田地分与各营头，即令彼处坐就食。凡兵丁日
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给
马分三等：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
，瘦者责治有差”⑤。军需供应也作了妥善的安排：“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
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
，三日即易以新什物。每贼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
各一双、大帽各一顶。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①
四，在社会治安方面，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了防止官绅和土司的破坏，一度沿袭在成都
时期的戒备措施，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行动限制：“户设一牌，书大小男
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
写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出仍取去，门上放出。城内出
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
印，门卒始放出。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深防若此。”②至于各府、
州、县，虽然委任了文职印官，但实权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将手里。随着形势的稳定
，社会生活日趋正常，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管制。如昆
明原归都督王尚孔领导的四城督捕管辖，大约一年以后即撤销四城督捕，“百姓皆归昆明
县管理”③。到己丑（1649年）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
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④。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
军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有“熙皞之
风”①。
为了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孙可望等相当注意争取他们的合作。入滇之初，孙可望就在八
月间亲自去文庙祭祀孔子，接着命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考试生员，“取士
三十三名，观政选官”②。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士子还给予关怀，“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
一斗焉”③。这些措施使主要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感到出头有日，大大减少了抵触
情绪。到1650年大西军出兵“以复中原”的前夕，孙可望等还选派马兆羲“考试滇南生童
”，意在吸收知识分子出任收复地区的官职。当时，孙可望亲统大军出征，李定国留守云
南，“马兆熙（羲）考试毕，率云、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国府谢。定国赏钱三百串，面云：
‘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等语。诸生谢出。由是文教渐复兴也
”④。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以后，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东出两广、湖南，
所占地方派设了不少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⑤。
五，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作了比较妥善的处理。孙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国
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不持敌
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员和粮饷，不少土司的头人成了大西军下
的将领。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排除民族偏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将士能够用其所长，如山
区行军作战，组织象阵等等，从而扩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清
朝廷臣在奏疏中说：“孙寇所藉兵力，洞蛮为多”①。时人李介也说：“定国所将半为�
倮、傜、佬，虽其土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②这表明大西军领导人在团结西
南少数民族问题上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宗教政策上，云南各族人士多虔信佛教。大西军初入滇时对这一特点注意不够，如1647
年李定国率军攻克丽江（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当地“俗多好佛，常以金银铸佛，大者
丈余，次者八九尺，再次者二三尺不等，如是罗列供养”。大西军将士竟然把佛像“尽击
碎驮出”，充作军饷③。为时不久，孙可望等就改变了政策，明令保护宗教寺观，甚至带
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④。这里自然有受习俗熏染转而迷信佛教的一面
，但客观上尊重了当地居民的信仰，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地方局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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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按，镇远在贵州东部，当时未必能越过贵阳，
戍守镇远，疑有误。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
② 入滇初期，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称号，各种史料记载很不一致。冯甦
《滇考》卷下云：可望等四人均称王，“城内置四王府”。孙可望发布文告自称“孤”，
也是王的口气。康熙三十三年《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可望“自称平东王，（杨）
畏知力争，乃去王号，称将军。”康熙五十三年《鹤庆州志》卷四《沿革》记：“顺治四
年，流寇孙可望入滇……伪辅南王（当为抚南王）刘文秀至鹤庆。”1649年（永历三年）
十一月初三日瞿式耜奏疏中说：“可望未通之先，其自号不过二字王耳，乃反以一字尊王
”，见《瞿式耜集》卷一《纠罪镇疏》。看来孙可望等联明以前确已称二字王。但也有说
四人称元帅，称将军的，如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流寇入滇时，
定国称安西元帅，文秀称抚南元帅。”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也说，孙
可望称平东元帅，李定国为安西、刘文秀抚南，艾能奇定北。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
六《学校》记，“流贼张献忠余党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
定北将军艾能奇率众入滇”。乾隆二十六年《东川府志》卷三《建置·沿革》记：“五年
五月艾能奇死”，原注“伪定北将军”。康熙十二年不分卷本《阿迷州志》《古迹志》记
：”至戊子年（应为丁亥）流寇入滇，伪将有平东、安西、抚南、定北之号。”
① 《永昌府文徵》，文，卷九，陈洪图《鸣冤录》。
② 马兆羲诸书多写作马兆熙，《楚雄府志》卷六《选举志》举人、进士表，卷七《人物
志》均作马兆羲。马为楚雄人，当以本地记载为准。
③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
④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
。
⑤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安治》。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安治》。
② 同上，卷三《沐公顺贼》。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说：“戊子（164
8
），孙可望以兵食不足，将近省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征输运省。”
③ 冯甦《滇考》卷下云：“以官四民六分收。”可见《明末滇南纪略》中所说“与百姓
平分，田主十与一焉”，田主所得是从政府所征一半内拨给五分之一。康熙五十八年《澂
江府志》卷三《沿革》记在营庄制度下，“军田每亩市斗谷六七斗，民田八斗至一百二斗
不等”。又说：“是时征谷斗石尚无定数，又有四六同分之议。农民视自种之稻仍如己物
，以为可以任意携取，有城内民刁小二者偶于己田内摘去熟稻数穗，拏获以偷盗皇粮详请
枭示，澂民股慄。”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亩岁纳谷一石二斗，
民私用草一束者或斩或杖。”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水平，即每亩产谷二石四斗。但也很
可能在某些地方逐步实行了定额赋。
① 《晋宁诗文征》诗征，卷二，黄都《闻山歌有感》，此诗约作于1651年（永历五年，
顺治八年）。
②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卷四。
③ 康熙《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禁酿酒，违者死（原注：法严而人不敢犯，是
以兵食充足）。”
④ 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记》；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
革》；康熙五十三年《鹤庆府志》卷四《沿革》。
⑤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按，“兴朝通宝”一分、五厘、一厘计三种存世尚多，用“
兴朝”二字为文，解释不一，但肯定不是纪年。
① 参见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之三《地理·风俗》、康熙五十四年《楚雄府志》
卷一《地理志·风俗》。按，大西军进滇以前，云南已用银、钱，《徐霞客游记》也多处
可见，但民间交易中仍多通用贝币。
② 倪蜕《滇云历年传》。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也说：铸兴朝通宝后，“凡上纳钱粮
，放给俸饷，以至民间一切贸易，皆通之。有不遵行者罪死。……钱法乃大行。”
③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按，史文为大西军总兵，其全衔为“钦命总理
云兴通省盐政税务总镇”，见康熙四十九年《黑盐井志》卷六，史文在永历十年撰《鼎建
真武硐玉皇阁碑记》。他后来投降了清朝。
① 雍正五年《宾川州志》卷十二，艺文，刘孟弘《盐法考略》。康熙四十九年《黑盐井
志》卷五《盐法》记：“丁亥（1647）流贼据滇，伪提举张逢嘉迎合流贼，压令灶户每月
煎盐六十万，以官四灶六起科。官抽盐二十四万斤运省变卖作课，灶存盐三十六万斤在井
变卖作本。”
②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②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③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一《沿革志》。
④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同书卷四《政图治安》一节又记：“兵马三日
一小操，十日大操，雨雪方止。”
⑤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冯甦《滇考》卷下记：“取各郡县工技悉归营
伍，以备军资。”
②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盘踞滇城》。
③ 同上书，卷四《政图治安》。
④ 同上书，卷四《政图治安》。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② 昆明无名氏《滇南外史》。按，《明末滇南纪略》记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
③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盘踞滇城》。
④ 同上书，卷四《悔罪归明》。马兆熙当作马兆羲，见前注。
⑤ 参见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李蕃《雅安追记》。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
② 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二。
③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
④ 参见《鸡足山志补》及郭影秋《李定国纪年》正文前影印李定国、孙可望刊刻的佛经
跋文图片，原件现存云南省图书馆。王尚礼铸造的供佛香炉，拓片藏云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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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十二章 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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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郑芝龙降清
郑芝龙既已决定投降清朝，首先撤回防守仙霞岭的军队，使清军得以顺利进入福建；接着
又谎称“海寇”侵扰他的故乡安平，在八月间率部返回泉州①。九月十九日，清军未遇任
何抵抗就占领了福州②。郑芝龙的引狼入室是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归降的诚意，即如他在
给清廷的题本中所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
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③但他还摸
不清楚清朝将给他多大的官职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带，作为向清廷讨价还价
的资本。清军统帅博洛将计就计，一面派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等统兵直逼南安，显耀清朝兵
威；一面让泉州乡绅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福建晋江人，同郑芝龙关系密切）写信
招降。郑芝龙很不高兴地说：“我惧以立王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①博洛装模作
样地“切责”了富拉克塔，下令把军队后撤三十里，另外派遣内院学士额色黑等二人持书
信到安平面见芝龙，信中说：“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
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主，吾何用
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②郑芝龙
阅信后决定前往福州，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这关键时刻更是极力劝阻。
《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
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
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
。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
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
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
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
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
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
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也体现了郑成功的战略眼
光。郑成功和郑鸿逵既然无法改变郑芝龙投降清朝的决定，特别提醒他亲自前往清军大营
所在的福州风险太大，不可轻率行事。然而，郑芝龙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
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借重于自己何
况，二十年来通过垄断海上贸易积聚的巨额财富更使他驽马恋栈。他不听劝告，带了五百
名士卒在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①。见面之后，博洛
伪装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样子，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欢饮三天之后，博
洛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芝龙心知中计，但已经轻入虎穴，随身
所带士卒被安置于别营，自己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布了。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记载道，
当时福建各地应聘而来的明朝官绅齐集于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抚的请柬通知于次日在洪
塘聚会，去了之后，“则胡笳四起，毳幕参差，兔网弥天，雉罗遍野。聚立而嗫嚅者几及
百人。内院、抚军席地而坐，执册指名，首朱胤冈（朱继祚字），次黄跨千（黄鸣骏字）
，又次余公诚，余系南中流寓在闽，亦被罗织。拊其背而徘徊，谓：‘此三人者非尚书、
阁老乎？可随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为郑飞黄（郑芝龙字），亦与焉。
彷徨有顷，名次及吴旧抚矣。军门持册手麾曰：‘余俱赴京听用。’于是诸人哄然而退，
不啻鸟出笼、鱼入海也。时见兵即刻拔营起，四公竟载与俱行”①。“神龙失势，与蚯蚓
同”，不管郑芝龙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精兵，就成了失水之鱼。郑芝龙
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投降清朝，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
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
海上从此多事。博洛的估计同他正好相反，以为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
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听。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
抚郑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对芝龙说：“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①这样，郑芝龙在
清军严密监护下被送到了北京。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精奇
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②。这段情节后来在郑成功致父书中有一
段描写：“当贝勒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词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
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
，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返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③
博洛回京之前，确实利用了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
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④。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
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劄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
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
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
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①。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三月“□（虏）
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②，即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对南
明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
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③，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施福、施郎、黄廷、洪习
山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④。顺治五年李成
栋反清复明，他们收到郑成功从鼓浪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李成
栋部将潮州总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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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外纪》卷二。
② 《思文大纪》卷八记：“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从北门而入。”
③ 《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
版，第一页。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三。
② 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十五页。他书记载文字稍有出
入。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郑成功给其父郑芝龙信中说：清廷所许“四府竟成画中之饼，
如演父前所得三省之故伎。”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六十八页，郑亲王济尔哈
朗题本。
① 日期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降清》条。
① 华廷献《闽海月纪》，卷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八《附闽事纪》，文字略有
不同。按：据华廷献记载，博洛胁带郑芝龙等“拔营起行”似在白天，与他书记载半夜有
所不同。
① 《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降清》条。
②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页有顺治四年四月“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说明
是时尚未授职。顺治五年八月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事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直到顺治九
年八月郑芝龙给清廷的奏本自署官衔还是“厢黄旗正钦尼哈番”（即镶黄旗精奇尼哈番）
，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三页。谢国桢《南明史略》云，郑芝龙被骗到北
京后清廷“只封他为同安侯，叫他住在北京”（第一四二页）。按，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
侯在顺治十年五月，目的是为了招抚郑成功，上距郑芝龙降清已过六年有余。
③ 杨英《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十二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施郎（后改名施琅）、黄廷和副将洪习山在顺治四年十月
参加进攻增城的战役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三九页，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清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
② 鲁可藻《岭表纪年》。
③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提督总兵官李成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
○一页。
④ 施福曾给清廷上疏奏报“剿抚粤寇之绩”，疏中自称“总督广东陆师原武毅伯施福”
，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罗王（即博洛）发与佟养甲、李成栋酌用。今据自称总督，且广东
经制久行佟养甲议定未到，应令将施福并议于经制之内，报部覆可也。”（顺治五年闰四
月兵部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八册，A8—92号。）从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对
自己功绩、地位的评价和清廷的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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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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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二节 郑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26:32 星期四)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为翁氏①。1624年（天启四
年）七月十四日郑成功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②，七岁以前随母居住日本。16
30
年（崇祯三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给他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一些史
籍记载1644年郑成功曾经入南京国子监，拜读于钱谦益门下，大木即为钱氏所赐字，如黄
宗羲《赐姓始末》记：“朱成功者，郑芝龙之子也，母为夷女，初名森，弘光时入南京太
学，闻钱谦益名，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③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就读以及同钱谦
益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①。明朝末年武将跋扈的情况虽然已经司空见惯，但武官重视子
嗣文化教育的风气并没有改变。因此，郑芝龙延请了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
个异国归来的儿子在崇祯十一年五月通过了考试，成为泉州府南安县学的一名生员。他少
年时读书的朋友有惠安县生员张若、晋江县人杨于两。“郑成功为诸生时，每自南安来惠
（安），主若濠濮斋，论文赋诗，风雨联床，不稍间也”②。杨于两是成功妻家董■先的
表侄，刘献廷曾听杨于两亲口说过“于两与赐姓（即成功）幼同笔研”③。1642年（崇祯
十五年）郑森十八周岁，曾往省会福州参加乡试④。当时他父亲郑芝龙已加官都督，“富
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灸手可热”。郑森也完全是一副贵公子的派头，“自泉入
福，邮传馆舍皆有司备设。及入棘闱（即考场），监临交遣小吏诣号舍致寒温，预选同舍
生代为起草。珍果佳肴，络绎传送。森竟日饮啖而已。漏下便已出闱，传呼归馆舍，共赫
奕如此”。福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得不顺眼，不让他中举。次年（1643）二月岁考，尽管
文章写得颇通畅，仍被郭之奇评定为二等，不得食饩为廪生①。
隆武帝即位之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森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
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
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②。这一殊荣自然也具有笼络郑芝龙的意图。郑森自称和
被称为朱成功、赐姓、赐姓成功、国姓成功、国姓爷、郑成功都是由此而来。
这里，有必要谈谈郑成功在隆武年间的军事活动。托名黄宗羲撰《郑成功传》里不仅说他
“意气状貌，犹书生也”，而且说郑成功在整个隆武时期“虽遇主列爵，实未尝一日典兵
柄”③，并不正确。郑成功在1644年以前只是一个书生，如果没有在隆武年间（1645—16
46
）的亲身军事经历，到朱聿键被俘、郑芝龙降清后他即便有志恢复，也很难仅凭世家子弟
的身份在短期内组织起一支有效的抗清武装。据《思文大纪》的记载，郑成功至迟在隆武
二年初春就已弃文就武，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隆武二年（1646）正月，奉命“领兵出大定关”。（卷四）
三月，因郑彩逗留不进，被革去永胜伯、征虏大将军职务，“敕国姓成功招致郑彩逃兵，
毋得令其惊扰地方百姓”。同月，“催国姓成功、辅臣傅冠速出分水关，以复江省”（卷
五）。
四月，在给军师蔡鼎的敕谕中说：“朕原速期幸虔（江西赣州府），以迎兵未至，故调国
姓成功、辅臣冠，护驾前往。今于华玉兵已至；又虔中迎疏叠来，则国姓、辅臣正可用力
湖东，不必调到湖西。东西并举，朕亲节制于虔，江省之复可必。著国姓、辅臣速约各镇
鼓锐前进，铅山告警，必行兼顾，以巩崇关。”同月，敕谕御营内阁：“国姓成功巡关回
来，迎驾暂至邵武，相机出关。”“新抚永安、沙县山寇头目一万一十三名隶陈国祚标下
，听国姓成功节制。”“国姓成功请给新到官兵月饷。上令于邵武近处另给，该部行文去
。”“谕国姓成功曰：兵、饷、器三事，今日又有手敕，确托卿父子。兹览卿奏，言言硕
画，朕读之感动，其总理中兴恢御兵、饷、器甲，统惟卿父子是赖。银关防准造，即以此
为文，造完颁赐，以便行事。”“敕行在兵部：‘国姓速令郭焘守住永定，调陈秀、周麟
、洪正、黄山速速往救赣州，杀退清兵，保安赣州。有功重叙，有失重罚。’”（卷六）
五月，“敕国姓成功兼顾大安关，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骑突入。铣器火药，即令二部给发
”。（卷七）
六月，“命国姓成功亲到漳、泉，精募兵将，立助恢复，期限二十日即来复命”。同月，
“给国姓成功五月兵饷”。（卷八）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二记载，郑成功在1646年三月
要求回安平看望久别的母亲，隆武帝准假一月，从三月起到郑芝龙决意降清都未述及郑成
功在军中的活动，似乎他这段时间都留在家乡。实际上，江日升的记载可能有不少遗漏。
郑成功因母亲翁氏于上年秋天从日本接回福建南安①，他思母心切，又听说翁氏患病，请
求给假一个月回安平镇探亲。隆武帝为照顾其母子团聚，在六月间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这
个月初清军已经大举攻入浙东，形势骤然紧张，因此限以时日，并且让他顺便在漳州、泉
州二府召募兵将，赶回行在延平。郑成功探望母亲以后，虽然未必招募了多少兵将，但他
本人确实返回了抗清前线。据王忠孝的记载：他应隆武之命，“八月抵福京，晤诸公，商
榷时艰。望后（十五日以后）登舟溯流而上。距行在（指延平）仅二程，清骑已乘虚而入
。赐姓公（即郑成功）交锋不利，率师南下，遇余于舟次，语余曰：‘上已先四日行，剑
南皆北骑，公将安之？’因拉余旋福京，订举事”①。
可见，至少从隆武二年正月起，郑成功一直亲履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这为他
后来独树一帜，领导东南沿海声势浩大的抗清活动奠定了基础。
据史籍记载，郑芝龙从安平前往福州时曾经派人叫郑成功同行。成功拒不应命，回信说：
“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②他在叔父郑鸿逵支持下，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
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成功的母亲翁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其
时为十一月三十日③。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清兵饱掠而归
后，他回到安平，料理了母亲的丧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翁氏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
。从此开始了他独挡一面的长期抗清斗争。有的文献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成功“携所著
衣巾，焚于南安文庙，仰天欷嘘，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
’再拜而去。与所善陈辉、洪旭等九十余人，收兵南澳，得数千人。”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1647年“时赐姓谋举义，而兵将战舰百无一备，往南澳召
募。闻永历即位粤西，遥奉年号，称‘招封大将军罪臣’，有众三百人，于厦门之鼓浪屿
训练，委黄恺于安平镇措饷。识者知大可与有为，平国旧将咸归心焉。”“八月，以洪政
、阵辉为左右先锋，杨才、张进为亲丁镇，郭泰、余宽为左右镇，林习山为楼船镇。进兵
攻海澄，扎祖山头。数日，援兵至，洪政中流矢，与监军杨期潢俱死之，遂退兵。会定国
公进攻泉州，列营桃花山。清提督赵国祚率数百骑冲营，张进、杨才迎战；定国遣林顺等
夹攻，大破之。别遣水兵破溜石炮城，斩参将解应龙，军声大振。泉绅郭必昌之子显欲内
应，国祚杀之，灭其家；并系故相黄景昉等。国祚酷虐，泉民不敢喘息。九月，漳州副将
王进率兵来援，围解。”②这一战役在清福建提督赵国祚（时驻于泉州）顺治五年八月初
六日揭帖中也说到：“至六月间，建宁失守，汀、漳梗阻，延、邵悬绝，福、兴警报鲜闻
。而泉州又有投诚郑芝龙胞弟郑鸿逵伪称定国公、郑芝豹伪称澄济伯，其子郑成功伪称朱
姓，兼郑氏亲戚各称贼首文武等衔，俱不思天命久归真主，妄冀恢复。……”八月，郑鸿
逵等乘船而至，“联络山寇”进攻泉州。九月初三日攻克溜石，防守参将解应龙等官兵溃
亡。二十一日，赵国祚密调漳州副将王进抵泉，内外夹击，郑军失利，二十八日收兵乘船
入海①。
郑成功和叔父郑鸿逵等人坚持抗清，同郑芝龙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初期，他们的力量
并不大，经过同清方的反复较量，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郑成功也
逐步崭露头角，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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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克塽撰《郑氏附葬祖父墓志》作“曾祖母翁”，见《郑成功族谱三种》，福建人民
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百页。其他中国文献也均写作“翁氏”；日本文献作田川氏。一种
说法谓成功母是归化日本的泉州冶匠翁笠皇从日本人田川氏领来的养女，参见《郑成功全
传》，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三十七页。
② 参见何廷瑞《日本平户岛上有关郑成功父子之资料》，台湾淡江学院1977年版；上引
《郑成功全传》作“诞生于日本平户河内浦千里滨”。美国司徒琳著《南明史》英文版第
一一八页说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文本第一○四页竟将郑成功
误译为郑芝龙。
③ 见《明季稗史》正编卷二十一。
① 民国九年修《郑氏宗谱》记郑芝龙有五个儿子，长子森下注“翁出，太学生，应袭锦
衣卫副千户”，郑森条下没有记载这件事，《郑氏家谱》所记相同，均见《郑成功族谱三
种》。明代对有功官员常给以“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的奖励，但其子弟并不一定入监为
太学生。崇祯、弘光时为聚敛钱财曾经强迫富户给子弟纳银入监，使国子监的名声很坏。
郑成功是否真到过南京国子监就读，尚有疑问。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延平二王遗集
》相传为郑成功、郑经父子的作品，集中所载郑成功诗有三首涉及钱谦益：《春三月至虞
谒牧斋师》、《同孙爱（谦益之子名孙爱）世兄游剑门》、《越旬日复同孙爱世兄游桃源
洞》，并有钱谦益门生瞿式耜评语。但是，在钱谦益、瞿式耜著作中尚未得到证明。
② 嘉庆八年《惠安县志》卷二十六，文苑，《张若传》。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④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二记：“崇祯十五年壬午八月，郑森赴福省乡试。”
① 李世熊《郭宫詹传略》，见《寒支二集》卷四。《石井本（郑氏）宗族谱》记成功“
年十五补弟子员，旋食饩。金陵术士见之，惊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
甲中人也”。与李世熊所记不同。
② 黄宗羲《行朝录》卷十一《赐姓始末》。《台湾外纪》卷二作“封为御营中军都督，
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按，该书云：“郑鸿逵引其子肇基陛见。隆武赐姓朱。芝龙闻
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奇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
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可见，先一日赐姓者尚有郑鸿
逵子。
③ 《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黄宗羲全集》第二册
，不收此文。
① 《台湾外纪》记：1645年“十月，日本国王惧芝龙威权，认翁氏为女，妆奁甚盛，遣
使送到安平，即成功生母也。”同书记次年三月郑成功陛见隆武帝请假，顿首曰：“非成
功敢轻离陛下，奈臣七岁别母，去秋接到，并未一面。忽尔病危，为人子者心何安？”旧
历十月为冬季，此处以郑成功口述为据。
① 王忠孝《自状》，《惠安王忠孝全集》卷二，转引自陈碧笙《一六四六年郑成功海上
起兵经过》，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八期；邓孔昭《试论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批判与继承
》（见《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论文集》第四十二页）亦引此文，“距行在仅二程”作“距
行在所仅二程”，未见原书，特此附注。上引台湾出版《郑成功全传》附《郑氏三世大事
年表》说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延平“成功与帝相持痛哭”，次日，“帝至汀州，即为北骑
所执，遂及于难。成功道中闻变，伏地大恸，晕厥久之”（见该书第四一四页）。据王忠
孝所记，日期稍误，延平至汀州也非一日可到。
② 《台湾外纪》卷二。
③ 郑克塽《郑氏附葬祖父墓志》云：“翁曾祖母生于壬寅年八月十八日未时，卒于丙戌
年十一月三十日巳时，享年四十有五。”按：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记顺治四年（1647
年，丁亥）二月，清将“韩代奉贝勒世子命，统满、汉骑步突至安平”，郑成功母翁氏手
持剑不肯去，“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割肚而死”，系时有误。
① 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志》卷四十《封爵·郑克塽》。《梨洲遗著汇刊》所收托名黄
宗羲作《郑成功传》亦载此事，除文字出入外，在所善陈辉、洪旭二人间增入张进、施琅
、施显、陈霸，显然有误。施琅当时投降了清军，随佟养甲、李成栋入粤，不可能同郑成
功“盟歃”抗清。
② 按，郑成功初起兵时仍奉隆武年号，阮氏记载稍误。《台湾外纪》云：郑成功于八月
二十二日率部“会鸿逵师于泉之桃花山”。溜石寨为郑成功军攻克，以伏兵击杀出援泉州
之清参将解应龙。
①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三三二—三三三页；同件又见《郑成
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九—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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