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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24 00:14: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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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123
准斑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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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
党的重要人物的回忆录是党史的一部分，它的写作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的自我塑造。１９７７年９月，为纪念毛泽东去世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元帅《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重复了延安时代以后对张国焘的三个主要指控：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时发过"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擅自命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４日，徐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指出这三个指控与史实不符。"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１）
十大元帅中，正式写过回忆录的，只有聂荣臻和徐向前两人。他们的回忆录都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此时框框仍然有，但确实少了一些。由于长征中四方面军与毛泽东及中央红军的矛盾，四方面军的历史与徐本人的政治命运都受到抑制，所以１９８７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不但思想较为解放，且有浓郁的个人感怀。
１ 四方面军的理论
共产革命的建军原则、军事理论等通常归结为毛泽东的创造，但"毛泽东军事思想"确实不是毛一个人建立的。比如过去长期归之于毛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游击战术的来源相当广泛，其中土匪的功劳，正如萧克说的："连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的游击战术，我们也吸收其合理成分。"（２）
在远离井冈山与江西苏区的鄂豫皖苏区，徐与红四方面军也建立了一套与中央红军相通相近的军队建设理论。
第一，游击战术。１９２９年９月，徐任鄂豫边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负责军事工作。他与戴克敏总结出了一系列"游击战术"：
（１）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２）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３）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４）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５）对敌人采取跑圈的形式；
（６）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７）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页８６）
正如徐所说的："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页８６）朱毛与徐戴同样总结了这些东西。
第二，政治领导。一般认为是毛主持的古田会议的贡献。《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中也规定各级建立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不杀俘虏等等。
第三，组织纪律。"我们虽然没有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页９１）这些"条条和要求"包括"服从命令听指挥。……打土豪所得和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等等，后来总结为十条：
（１）不拿穷人一针一线；（２）不拿穷人粮食；（３）对穷人态度要和蔼；（４）爱护枪不要弄坏；（５）节省子弹勿乱打；（６）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７）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９）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页９１─９２）
毛泽东等人的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成为八项注意。
两相对照，内容基本一样，甚至语言都相同。这并不偶然，两地部队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比如睡觉时常常用老百姓的门板当床），部队的性质也完全一致，那么无论是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是叫"十条纪律"，实质上都大同小异。可以推断，贺龙的二方面军也会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因为"这一套，不是上面规定下来的，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带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搞出来的。"（页９８）
其实，"这一套"不但不是哪一个人、哪一支部队的独创，而且还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已经有人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爱民歌》的关系（３）最值得注意的是，《爱民歌》中也有关于门板问题的规定："第一扎营不贪睡，莫走人家取门板。"曾国藩统领的是"官军"，有国家供应，所以不允许他的军队取百姓的门板。但他把"门板问题"放在第一，可见当时还是有人动用百姓门板的。红军是要靠自己筹晌的，睡觉只能借用百姓家的门板。说明从曾国藩到红军，军队的生存条件没有大的变化，睡觉都离不开门板；也说明军队的纪律都是其生存状况的反映。
２委派
鄂豫皖的部队是由１９２７年黄麻起义发展起来的，领导人也主要是本地的。１９２９年后，中央即不断派人下来：
１９２９年６月，派徐到红３１师任副师长（没有正师长）；
１９３０年春，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等人为新成立的鄂豫特委主要领导，其中许为整编后的红一军军长，曹为政委，徐为副军长；
１９３０年冬，派旷继勋、余笃三为再次整编后的红四军军长和政委，徐为参谋长，许、曹分任师长和军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１年２月，派曾中生为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１９３１年４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接管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最高权力。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在许多问题上与红四军领导人发生冲突。徐由此感到：
我们过去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干部改组得太频繁。本来红一军成立时，已将鄂豫边、商南、皖西的三支红军统一起来，许继慎、曹大骏等同志虽然思想上有点毛病，但还是能干的，部队连战皆捷，发展很快。但１９３１年１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时，中央又派旷继勋来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其实，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此后，许继慎与旷继勋的关系疙疙瘩瘩。曹大骏同余笃三的关系也不融洽。军队不断改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干，土生土长，与当地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鄂豫皖边区的情况，但上面换下了他，派来郭述申同志。三中全会后，又派来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干得不错，但四中全会后，又把张国焘换来了。（页１４５）
鄂豫皖根据地是从黄麻起义开始创立的。一旦闹出点规模，中央就不断派人来。这固然是因为本地人才总归有限，中央必须选派一些政治军事的人才来加强工作，但也有要控制各地武装力量的考虑。１９３０年２月底，周恩来对即将派往鄂豫皖的郭述申等人说：中央认为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任为政治部主任。（４）党指挥枪，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由谁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必须由中央派来的人领导；中央也不是抽象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各有各的中央，中央领导变了，中央的政策变了，各地的领导人也得变。
还有一个通常较少提到的因素。这些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开始都代表中央接管鄂豫皖边区的权力，但他们"坐大"后，他们俨然就以地方领袖自居，比如彻底掌握了鄂豫皖和四方面军实权的张国焘就再也不是中央代表而是鄂豫皖和四方面的代表了，以至于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就自以为是与中央并列的一方。中央当然也明白这一点，解决的办法是不断以新换旧，以确保对这个根据地的领导权。
"钦差大臣"这种自我认同的变化，类似于历史上"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的官制。"波纹式的循环发生"，就是天子左右的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政府大臣直到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又别有微臣变实权者，再来取代此前的微臣。天子只信任自己身边的人，所以予他以实权并取代大臣，但此人既取得大臣之位，就会有一定的角色意识，因此也不再为天子信任，所以又得再派身边的人取代这个从前是自己身边的人。"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的官制是皇权中心的集权体制的必然现象。
委派制度有它的必要性，否则星星之火就无法燎原，但因为没有就"钦差大臣"和各根据地"地方领袖"的矛盾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就不断出现中央来人杀地方领袖的现象，夏曦到贺龙的湘鄂西搞肃反，全区杀得只剩下三个半党员。
３红３２师的胆量
鄂豫皖根据地不断接受中央派来的人的领导，得到了发展壮大，也遭受到许多挫折。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顺从地接受上面委派的人。１９２９年５月，鄂东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别区委组织、发动了商南起义，成立红３２师：
周维炯是丁家埠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看上去像个白面书生。３２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特委又派吴光浩同志去，半路上遇敌牺牲（后来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同志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免于难）。（页８１）
３２师肯定属于鄂东北特委领导，却把特委派去的人杀了。如果不是这样，特委派去的人会不会把３２师的人"肃反"掉？"这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杭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页１５７）但周维炯是师长，当然脱不了干系。后来他和许继慎一起，在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中被杀。
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想摆脱上面的委派，最终是不可能的，要想保存自己，贺龙的办法比较好：夏曦到湘鄂西后："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打主意了。我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并且确实掌握了一些情况后，不得不采取自卫的措施。……挑选约一营精悍的战士，加以整编，归我直接指挥，并把他们布署在我的住地周围，以应付突然事变。"（５）当然，能够自保的前提是得有一支自己的亲兵。
４肃反的理由
鄂豫皖苏区"白雀园"大肃反，持续三个月，肃掉２５００多人，团以上干部百分之六七被捕或被杀。"'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页１５８）概括起来，一是有历史疑问的，二是知识分子的，直到"文革"为止的多次整风、审干运动，无不以这两种人为对象。
清洗这两种人无疑有纯洁革命队伍的理念支持，与党的纲领一致，所以每次"肃反"公开借口都是"清理阶级队伍"。但实际上，或许还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权力挑战者的整肃。因此，在鄂豫皖，"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页１４６）"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页１５９）张国焘的肃反，主要有两次，对象都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或在他之前被派到鄂豫皖来的领导人；时间都是在这些人向他的权力提出挑战之后。
第一次是１９３１年９月开始的"白雀园肃反"。起因是９月初曾中生等人在南下（曾）还是北返（张）问题上与张有不同看法，红四军的一些活动分子就在鸡鸣河开会，通过申明书，决定派人向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官司一直打到中央。这使张感到自己的意志难以在四军贯彻，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久他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页１５７）杀掉了许继慎等人后，陈昌浩宣布："现在红军中党政军团的干部全部改造了。"（引自韩熙型：《揭穿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上的谎言》，载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第二次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开始的"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运动。起因是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页２２７）张琴秋与陈昌浩交好，想争取他的支持，陈当然不会支持，并立即告诉张国焘。张表面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危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页２２７）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张国焘。处于四面包围中的红军内部残杀，"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页１５９）然而，"白雀园大肃反"9月开始，红四方面军11月宣告成立，并在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中连战皆捷；川陕根据地"反托陈取消派"的同时，红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战绩辉煌，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正如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反ＡＢ团"没有影响反"围剿"的胜利一样。李志民分析说："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李志民回忆》页141，解放军1993年）。张国焘肯定也把"肃反"算作一条经验。正由于"肃反"不妨碍战斗胜利，所以"肃反"的教训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总结。徐痛彻的说："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页１６１）确实值得研究，而且必须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思维结构中来研究。周维炯被杀前说："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页１５８）他确实不是反革命，但确实有违背革命利益的行动。王宏坤记得："红32师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要枪要子弹，我们给了一些，他们还不满意，结果他们不告而别。"（《我的红军生涯》页43，人民出版社，1991年）他胆敢杀害上级派去的领导，领导为什么不杀呢？当时地位不高的秦基伟后来回忆说："肃反运动最初是怎么酝酿起来的，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背景好象很复杂，至今年内仍是众说纷纭。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很难一言以蔽之。这么大的运动，恐怕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回忆录19一20）可见不能要张国焘一人为肃反负责。以周维炯为例，恐怕当时会有不少同意杀他。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肃反就是滥杀同志。"同志"云云只是在革命这个大方向上说的，除此之外，同志之间很可能极少相同之点。周维炯临死时的喊冤说明他对革命还不太懂。这个道理国民党也不懂。"１９４２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亲口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页１５８）这个国民党特务也不大了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杀许继慎诚然是上当，但杀了许，张国焘强化了个人的权威，上下都怕他，因而更加义无反顾地上阵杀敌，并没有因为杀了许继慎就败于国民党。
５陈昌浩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徐与他有许多矛盾，1949年以后陈作为张国焘的追随者，在党史上的形象一直不好。但徐在回忆录中一再说他"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连张国焘都得让他三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页３３０）
陈昌浩在部队政治工作上有很大成绩："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作了积极贡献。"（页１９１）军事上也不外行，在１９３２年４月要不要打苏家埠、同年６月要不要西出平汉线作战、同年１０月漫川突围的方法等许多作战中，他都和徐一起坚持了与张国焘不同的正确立场。陈还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１９３０年初，红军缴获了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带他听指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又坐上这架飞机到敌占区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页１７５）
党内的肃反通常是"一逼、二供、三相信"（页１６１），但"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页１６０）凭什么呢？那就只能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和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１９３２年６月的木门会议上，"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承认抓错了人、同意停止肃反。（页２９８）似乎他也明白随便杀人不好。可是会后不久，他与参谋主任舒玉章为打不打杨森争论起来，舒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了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
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对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人把他捆起来！"……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页３２９─３３０）
一方面要停止"肃反"，另一方面仍然捕杀与自己争论的人，可见陈是多么习惯于不把同志的生命当回事。
徐对陈的总的评价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页５７１）
陈昌浩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都是杀人甚多的左倾宗派主义者，但徐一再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对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就要杀死，这样的"好人"不是在道德的意义，而是革命事业的意义上，革命不就要干劲十足、有狂热性的人吗？"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已，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页１５９）早已投敌的张国焘肯定不是"好人"，如果他没有投敌呢？即使如此，徐还是肯定了他的能力。长征途中张与中央分庭抗礼，四方面军的将领至少是服从了他。直到延安时期清算张国焘时，"由于张国焘统治四方面军多年，又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招牌，长期在四方面军内实行愚民教育。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作四方面的代表和化身。对抗大贯彻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在这些同志中，有的甚至走上与党组织对立的悬崖。"（６）莫文骅是批张先锋，他的语言不太准确，如"愚民教育"云云，是不会得到四方面军将领认同的，但他反映了一个事实：战争年代，领导人的"肃反"杀人，并不妨碍他的威信，甚至就是立威的主要形式，一个双手沾满红军干部战士鲜血的人仍然是一个"好人"。
６ "民穷财尽"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页２５８）但到两年后，红军就不得不撤出这块风水宝地。优势敌人而外，根据地"民穷财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页４０８）
如果战争的破坏有不可避免性的话，那么有组织地、公开地大量杀戳"阶级敌人"、禁止一切经济交易行为活动就是政策性的破坏了。正象有人指出的："军队中打骂群众、打骂向导、打骂运输队，甚至将向导杀掉，完全保留了军阀的作风。特别是在反围剿战争中，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粮食，尤其是红军退出川陕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然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从千佛山到威州170多里的民房几乎都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何干之：《张国焘路线与党对张国焘的路线斗争》，载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竭泽而渔的后果，是"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有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页４０７）当时农村开会，所见都是妇女，因为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如果有年轻人没有参加红军，那就一定是地富子弟。红军是长了腿的，可以到另外的地方生存发展，但川陕边的老百姓呢？川北是肥沃之地，两年的时间就被搞得"民穷财尽"，那么比较贫穷的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的状况又如何呢？革命以解放和幸福为口号，但在革命过程中，老百姓却要付出生命财产。
７徐与毛泽东
一、四方面军会合是长征的胜利。但四方面军兵多粮足，一方面军有"中央"之名，双方都不很自在。虽说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大方向并不矛盾，但实力原则在革命队伍也依然有效。
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撤出通南也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页４２７─４２８）
双方都对分裂负有责任："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制造分裂，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页４２９）聂荣臻也回忆说："一方面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告诉了张国焘，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７）分裂的责任后来被坚决地划到失败者张国焘的头上。当历史的真相已被改写得难以复原时，徐这种各打五十板的说法其实是很含蓄的，他的真实思想，更可能是对中央方面的不满："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页４２９）
张的肃反把徐的妻子也杀掉了，两人在军事战略上也时有分歧，但张、徐之间仍然保持着过得去的合作关系。尽管可能是张不得不用徐的军事才能，尽管在此过程中徐有过不少委屈和忍耐，但徐对张并不总是否定的。在一、四方面军分裂时，他不会舍弃自己的队伍跟中央红军走。他毕竟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一方面，几年来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页４５３）
不过徐不是锋芒毕露的人。毛儿盖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和陈昌浩都同意毛向东发展的主张；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张发电要陈、徐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方面反对，开会时，毛等拟好一份要张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并要陈、徐表态：
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页４４７）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表态。陈、徐都同意北上，但陈显然愿意考虑南下作为另一种方案，所以次日张再次来电坚持己见时，陈就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没有就南下与否表态，尽管事实上徐肯定不愿离开左路军单独北上，次日也和陈一道同意南下。善于利用矛盾的毛也许从中捕捉到陈、徐的差异。１０日晚上：
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页４５２）
当天深夜，毛与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在分裂的前几个小时，毛找他的
动机显然是对他和张、陈的关系略有了解，想把他从张、陈那里分化出来，争取他
的支持。他的态度当令毛失望，以至于给徐后来的地位留下阴影。
但处在徐的位置，他的选择是最得体的。即使他想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也带不走队伍："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只能悄悄地带走几个人。"（页４５４）没有队伍，他对毛的支持也就没有多大价值。正因为徐没有离开四方面军，始终参与掌握着这支部队，即使兵败祈连，他也当之无愧地是这个"山头"的代表，特别是在张遭到清算、陈自我消沉之后。
１９４０年徐重回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过了不几天，中央机关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住。那里环境幽静，树木不少，朱德、叶剑英同志也住在那里。"（页６６７）这不是偶然的，师哲记得："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徐向前同志被调回延安。……不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我把徐向前也请到枣园来住，并要我照顾好他的生活。朱德同志特别交代：'生活待遇要和我们差不多，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８）生活待遇差不多，但不可能再掌握一个方面军或一个战略区了。军人功勋和位置在其扩兵占地，但是否有机会这样做，则要看毛是否放手让他去干。１９３７年整编时，四方面军的部队被编在刘伯承手下，徐屈居一二九师副师长；１９３８年率该师左纵队赴冀南独立发展，刚打出一片天下，即于１９３９年春被派往山东；山东纵队发展起来后，１９４０年５月调他去延安参加整风；１９４２年５月任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的副手；１９４３年春任抗大校长；１９４７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始终没有开疆辟土、独立发展的机会。后来主要是从地方部队中建起了后来的与阎锡山较劲的十八兵团，才在国共决战中争了一功，但实际上已从战略区的领导降为兵团领导了（贺龙也是如此）。当徐局于一隅时，林彪正大显身手。据宋任穷回忆："解放战争期间，按中央原来布署，由第二野战军进军中南，小说同志告诉我，湖南解放后中央考虑我任湖南省委书记。但林彪提出他在中南，中央遂改变决定，二野进军西南，并决定云南解放后由我任云南省委书记。林彪又提出要去云南。小平同志对我讲，二野可能不去云南了，准备安排我到四川工作。后来中央没有听林彪的，仍由二野入滇。林彪当时就企图多占地盘，其政治野心已露端倪。"（《宋任穷回忆录（续集）》页22，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革命成功，林彪功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毛泽东信任的林彪。
８一句话保终生
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到四方面军的帮助也感到四方面军的压力。发生冲突后，毛于９月１０日夜带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北上，还带走了右路军的军用地图。不太了解内幕的徐很紧张：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点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页４５３）
照徐的说法，张国焘并没有要他们"武力解决"中央，他和陈昌浩一起制止了两军分裂后可能发生的冲突：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听从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页４５３）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成为徐后来的护身符，陈昌浩可能也正因此在1949年后还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因为有了长征中的不愉快，四方面将领后来的命运一般都不太顺利。1937年，刘伯承曾代表中央对西路军残存人员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参见《秦基伟回忆录》页96，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因为这一洗，四方面军将领受到冷落。毛泽东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方面军搞的不对，抗大整的过分了。……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很低，就是不信任他们。"（引自朱玉主编：《李先念传》页318）而且这一洗就是几十年。原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因为顶着"张国焘的人"的帽子，被空军司令刘亚楼长期打入另册，经常受到无理指责。对此，"谭震林解决不了，邓子恢解决不了，连陈老总都解决不了。"（松植：《血色年华一聂将军传》页1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有一次，刘亚楼带着聂和南空政委余立金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他给毛主席介绍，说余立金是井冈山的。其实余根本不是井冈山的。又说我是四方面军的，是张国焘的部下，让人差点儿下不了台。"（松植：《血色年华一聂将军传》页307）
９ 电报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说法来自毛泽东。"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不可分开行动'。９月９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报告。毛迅速抄下电文（１９３７年３月，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９）廖盖隆后来说："我们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看到１９３７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纪录，毛主席在发言中说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这样的话。"（１０）
徐回忆与此不同：由于９月８日右路军的主要领导曾致电张国焘，要其北上，张则于次日"复电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页４５０）１９８２年，徐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的访问，明确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１１）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过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是否收到叶的回信，廖没有说。可见这段历史还不能说是清楚的。
叶剑英一生有三大功劳，一是１９２７年向叶挺、贺龙通报张发奎要扣押他们的消息，使南昌起义得已进行；二是长征中向毛等人报信；三是在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华国锋、汪东兴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措施之后，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４日，华派李先念去征求叶的意见，双方一拍即合。但华下台后，叶成为抓捕"四人帮"的主要决策者，很多发表的记述都与事实真相有出入。１９７７年，李先念曾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后来，《李先念文集》的编者们在收录这篇讲话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文后加了一个注释，写成叶为主华为辅。只是在李先念大发脾气之后，才改写成以下文字：" 注１５７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１２）抓"四人帮"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似乎不可能像李先念说的那样是"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但李的脾气是有因而发的：作为主动者（华国锋）的沟通人，李也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角。
１０"党内斗争"与"危害"
延安时代以后的党史一般都认定张国焘有一份电报给陈昌浩，据毛１９３７年说有"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说。为什么凭此一句就判断张有危害毛和中央的意图？答案只能是一条，这就是"党内斗争"等于"危害"。
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党内斗争无非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却常常由思想、路线的分歧引发残酷整肃直至肉体消灭，张国焘、毛泽东在这一方面都是行家里手，以至于毛一看到"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语，就知道张要干什么了。
"危害"没有成功，但一、四方面军的斗争确实是展开了。原属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两军会师后调到四方面军任九军参谋长，没有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欢迎。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３日晚，"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次日，陈要调离九军，九军要他把九军的东西留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五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１３）其实，王树声副总指挥、孙玉清军长都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王后来是十大将之一、国防部副部长；孙次年即壮烈牺牲。陈伯钧不懂得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间，也会有残酷的斗争。
到延安后，轮到四方面军的将领难过了，以至于许世友、王建安等人要拖枪出走，何畏干脆投向国民党。斗来斗去，革命党人积累了太多的矛盾，终于在"文革"来了一次总爆发。
１１哪里是"中央主席"的料
张国焘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５日的卓克基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当然没有合法的组织程序，但确实没有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列席会议的王维舟判断："如果当时多数人都以正确的态度同张国焘斗争，就有可能使他的分裂不能得逞。"（１４）原因或许是与会者对当时的中央不满：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页４５９）
这时与四主面军一起的有原属一方面军的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究竟是哪一个"军的干部"讲得很激动，徐没有讲。张国焘则说："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示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１５）
徐、张都这样说，肯定是有根据的。至少五军团对中央是有意见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分别召开座谈会，主要是检查对毛的态度，附带也就一些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红五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打光了。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啕大哭。"（１６）另据黄火青回忆，１２军军长罗炳辉及政委何长工是支持张国焘的。（１７）何长工几十年后也承认："出其无奈，被迫只好违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饮恨随张国焘南下。"（１８）在张中焘拟定的名单中，罗炳辉是"中央委员"，何长工是"修补中委"。何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派到九军团接替蔡树藩任政委的，为什么了会"随张"，可能不仅仅是外在压力。何之所以能得到毛的谅解，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和黄火青成立了一个秘密收容站，保护了一方面军落伍掉队者。
张国焘１９３１年初到达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１９３３年创立川陕根据地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尽管他有才干、有威信，甚至于四方面军对"张主席"有"盲目崇拜心理"（页４６１）。但"张主席"只能是某个中央分局的主席而不是做"中央主席"的料。朱德、刘伯承等中央方面领导人的反对，百团决战的失利，中央到陕北后的种种争取等等，都是他的"临时中央"解散的原因。在主观上，他也没有毛那种"崇拜我好一点"的霸气和自信，特别担心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
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绝。（页４７４）
共产国际当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但遵义会议上毛不就把它的"宠儿"博古和它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扳倒了吗？而且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承认了毛。可能正是掌握了张这种畏惧共产国际的心理，已到陕北的毛就利用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其实共产国际是否有这个指示还要存疑），而给了张"当头一棒"。
中国革命需要的政治领袖是一门心思干到底、把事情做彻底的人，任何犹豫和动摇都只能是死路一条。而张最缺乏的就是坚定性和自信力，一边凭人多势众自封"主席"，一边"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页４７５）这怎么能成大事呢？徐说了一件小事：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胜仗，徐得到消息后找张，要出个捷报，发给部队。"张国焘态度很冷淡，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页４７６）消息公开后，使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形成了对比，对张国焘很不利。在这个问题上，张本来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开出来，因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军的胜利也是"主席"的光荣嘛。后来毛不就是把整个党史、革命史的胜利都归到自己名下吗？当然他也可以永远压着不发，真的搞一点"愚民政策"。毛在延安整风时就严格审查一切新闻信息，封锁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文革"时期，除了毛自己的书和他允许的书，古今中外的所有书都是要烧毁的"封资修黑货"。
张之缺乏政治领袖的素质，还在于他会动感情。1936年9月中旬讨论行动方向时，朱德、陈昌浩等主张按中央要求北上，张主张先西进青海再转陕北以避免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部决战，朱陈主张获得通过。但张还是认为不妥，晚上去找陈昌浩做工作，发生争吵。
这是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大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藉，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页４９７）
《李先念传》记述他们的对话是："说明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命令，应该注意保护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会让我们交出兵权，甚至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便伤心地痛哭起来。陈昌浩向他指出，你的决定是错误的，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必须去会合，会合才有出路。我们的错误要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张见见陈昌浩不答应，就去彰县找徐向前、李先念等人，说明"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徐等同意后，张国焘即要陈昌浩前来会合，陈见徐向前等已经同意，并已开始调动部队，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后来在中央发来严令，而且徐向前西时洮河后，河西已是大雪封山，道路难行，故又转而按中央要求北上。（参见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页238～24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张国焘不反对北上，只不过是避开敌人主力绕道而行，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他只会以眼泪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既说明中央压力之大，也说明张并是一个意志钢强的革命者。陈昌浩是他的老部下，此时居然也不听他的，足见此时张已大势已去。政治家不是不流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那是为了表示"仁心"以争取人心。而张这样的泪纯粹是妇人的斗气之泪，没有任何政治功效。
１３西路军之败
西路军兵败祁连，几乎全军覆灭。"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页５５５）后来、特别是"文革"中，不但西路军的失败、甚至四方面军的渡河西进也被说成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徐的错误。只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徐才得以一吐块垒，把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三条：第一，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三，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除客观条件外，三个原因都与中央军委指挥不当有关。关于第一点，西路军的任务凡五变：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西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第一变是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第二变是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第三变是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到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第四变是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第五变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
关于第二点，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又无法集中兵力，不可能发挥红军的战术特长。"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页５６０）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的还手之力。
关于第三点。中央统得过死，不给战场指挥以应有的自由权。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对此前张国焘不服中央的回报。毛不能容许西路军领导人对他掌握的中央有半点异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页５４４）这就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在一起，谁还动弹？"在西路军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发出如此具有严重性质的电报以压西路军领导人，使之机械执行其命令，这在毛泽东指挥军事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也不是单单可以用形势变幻莫测可以解释得清的。"（汪云生：《29个人的历史》页340，昆仑出版社，1999年）后方的张国焘此时急于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发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和威信。"（页５３８）西路军政委陈昌浩此时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急于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惟上'的盲从地步。"（页５６３）西征行动是以毛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决定的，渡河后张国焘也没有给自己的部下单独发过电报，有关四方面军的各种指令，是以毛为中心作出的。西路军失败的帐不能挂在张国焘的头上。但历史是可以重新编纂的，1965年李新在河西走廓参加"四清"，"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廓中，当年必是冲杀要地。……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已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毛泽东选集》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台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这样的。"（李新：《回望流年一李新回忆录续编》，页13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这仅仅是编委们的错误吗？
１３ 张国焘"肃反"与延安抢救
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有特殊的历史。徐是中央派去的，从副师长到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被认定要为西征失败负责后，徐成为四方面军的旗帜。原因很多，但徐本人的谨慎是重要一条。
鸡鸣河会议上，徐与曾中生等人意见一致，结果他的妻子被杀。此后徐就谨慎多了。"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页２２７）张国焘的第二次"肃反"就没有他的事。
张国焘与中央闹别扭，首先发生在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时，"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此时徐正率军向松潘出发，"我当时被在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页４２７）８月１１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张和中央"吵得很凶"（页４３８），"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页４３９）。８月下旬右路军穿过草地后，张和中央之间"南下""北上"之争日益紧张，"陈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联系。"（页４４４）
也许不是故意回避，但在关键时刻总能远离是非之地，是徐的过人之处。他比较延安整风与张国焘肃反，认为"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页６９３）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徐实际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的预期，不久康生的社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页６９５）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
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页６８６）
这些比例与"白雀园肃反"差不多。"白雀园肃反"随张国焘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肃反审干却与"延安精神"一起永放光芒。"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风八面，黄志勇再次出击，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成为批徐的急先锋："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页８４１）黄志勇原为装甲兵副政委，因整人有功，一度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当然，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并不都像康生、黄志勇这样好运长久。抗大绥德分校的一位副校长当时也是整人的急先锋，他曾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逼供。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１９４３年他说过的这些话！"（１９）
14 选举
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之后，徐等一批老干部就"靠边站"了。所谓"靠边站"与彭德怀等人被公开批斗不同，也与贺龙那样被关起来迫害不同，"靠边站"者名义保留职务，没有生命危险，也没有衣食之虞，但不再掌握实际权力（比如陈毅的外交部长从来没有被撤去，但外交部的工作他过问不了）；在党内会议上可以被批判。"靠边站"是毛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一大发明。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分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又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页８４４─８４５）
徐与其他老同志同属"靠边站"者，他的票之所以最少，与他是四方面军有关。这不是猜测，因为当时的投票是有严格控制的。肖劲光回忆："'九大'期间，李作鹏是布置过选谁不选谁的问题。据苏积成同志后来揭发说'九大'时，李作鹏曾在海军代表中点了所谓参与'二月逆流'的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同志的名，布置海军参加'九大'的１７名代表中的八名基层来的同志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不投这些领导同志的票。"（２０）选举是有领导的，票在代表的手中，但选谁不选谁却是由领导上面指定的，这就是神圣的党代会代表的神圣权利。至于这些代表又是如何产生的，就不用再说了。还不止于此。像肖劲光这样老资格的代表、又是李作鹏的对手，李作鹏当然不便叫他选谁不选谁，但他的"自由选举"却是要承担风险的："'九大'选举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我没有投票选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据江青讲还包括她）等人的票，是因为我认为无论从那一方面讲，他们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本来选举是无记名投票，选谁不选谁是党员的权利。江青、张春桥却搞查票勾当。他们用什么方法把我的票查出来，我不得而知，但手段之卑劣却可见一斑了。"（２１）肖劲光是解放军的大将，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包括"文革"期间），毛曾说过肖是终生司令。如果像他这样的代表的选票都要被检查，党员还有什么权利呢？每次选举又怎么不会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１）（１０）（１１）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北京：《炎黄春秋》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２）萧克：《朱毛红军侧记》页１５２，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３）参见李锐：《３０岁以前的毛泽东》页１５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４）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１９９，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５）引自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２９０，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６）（１６）《莫文骅回忆录》页３４４、４１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７）《聂荣臻回忆录》页２７８，北京：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８）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３０１。
（９）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页３６２─３６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１２）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卷页８０─８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１３）《陈伯钧日记》页４５９─４６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１４）王维舟：《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１辑页１０５─１０６。
（１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７２，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年。
（１７）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的经历》页１１３─１２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１８）《何长工回忆录》页３５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１５）韦君宜：《思痛录》页１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２０）（２１）《肖劲光回忆录》续集页３０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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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
收集整理：小虫
徐向前元帅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从战略方针、战场指挥到作战行动，全面地深刻地概述了西路军史。做为一个长期研究西路军的研究人员，我赞成《血战河西走廊》衷恳而切中要害的分析。本文拟将其中观点“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展开论述。
“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退却逃跑路线的破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说了。那么，西路军悲壮惨烈的失败原因究竟何在？不少党史军史工作者，西路军研究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原因较多。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说：“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任何作战决策中，都始终贯彻着动机冲突。决策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条件的限制，多种愿望和意图往往不能同时实现，常常必须从两种乃至几种不同的动机中选择一种，明确目的，并且研究和确定达到目的方法和手段。然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西路军动机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一是配合河东的战略行动，一是打通国际路线，换句话说，西路军的任务是西进打通国际路线，与此同时又要时时配合河东。
这就使“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注永凉一线，不进！不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三十、九、五等三个军共２１０００余人西渡黄河，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进击，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全力抗击敌人的反扑，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条件。下一步就是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陈昌浩派人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一步的战役企图。然而大局发生变化。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决心消灭陕甘红军，完成“安内”大业。一面部署河东部队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一面催促西北“四马”倾巢堵截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渡河后，河东部队因遏止南敌前进未能得手，无法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变化的局势，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又根据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而实行战略转移。
中央军委１１月８日提出《作战新计划》，其要点：第一、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但１１月份三个方面军主力仍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敌进入宁夏。第二、１２月上旬以后，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南路军出东南方向，北路军出东北方向，分别进至黄河沿岸，准备渡河入晋，逼阎锡山、蒋介石与红军妥协，以便共同抗日。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红军则实行战略大转移：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第二步出至冀豫晋之交；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一致抗日。
《作战新计划》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西路军西进，一年为期而不是立即打通新疆，主要是为了隐蔽陕甘红军的战略企图，迷惑或调动敌人，保证河东部队实现战略新计划。中央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后，徐、陈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向西挺进。左纵队九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三十军和五军乘虚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正当西路军大步西进之时，中央１１月１９日来电指示：“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本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对于中央要西路军停止西进的意图，徐向前百思不得其解。
兵贵神速！孙子曰：“兵之情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西进就要趁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可是在一条山蹲了那么久，现在又要在永凉一线搞根据地。永凉一线能建立根据地吗？创建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敌强我弱，外线作战历来强调灵活机动，这是保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中央军委于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６日发出特别命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个特别命令几乎成了长征后期的口号，使红一方面军赢得了作战主动权，从而获得了长征最后胜利。永凉一线以至整个河西走廊，地区也难以建立根据地。河西走廊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祁连以南又是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等大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走廊平川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没有护卫，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和战士仅有枪上的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
１１月２４日，徐向前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２５日中央复电：西路军应着重在凉州、永昌之线，各个消灭马敌，尔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
西路军领导人对于党的战略新计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知道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由西路军独立打通新疆，而不知三个方面军准备南出或东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尽管如此，西路军的行动确是准确无误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永昌，西路军电台收到马步青给马步芳的一份电报，电文大意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河西“四郡”被地方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弟兄占领。任何军阀都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马步芳不惜动用其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投入扩充和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就是他的一名口头禅，他还冠冕堂煌地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历次战争中，马步芳都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二马”先后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超过１２５０００人，是西路军的６倍。按照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不进不退，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试图站稳脚跟。徐、陈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西路军在永凉一带艰苦鏖战之时，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军委主席团１２月１４日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１２月１８日复电指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１月夺取甘、肃二州。”２２日，西路军电复说：“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定逐渐西移。已令三十军四个团位永昌附近，两个团位水磨关一带，侦察连与九军均在水磨关西南３０里之新城堡一带。再争取相当长时间休整，拟于明年１月中九、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年２月中旬直到安西。”
这时，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杨虎城破釜沉舟，决心集中主力，以兰州地区为战略后方进行西安大会战。张学良考虑到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之嫡系就会乘机袭取兰州、天水、宝鸡等地，直接威协西安侧后方的安全，故要求红军主力出动打胡、毛，固甘肃，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１２月２０日，周恩来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并建议：“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党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一面放弃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友军抵抗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一面拟令西路军东返。军委主席团２２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征求意见。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绝大多数委员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困难更大，取胜把握较小，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或与红军同在永凉线上，东进势必与强敌决战，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二马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陈昌浩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河东进击。徐向前认为乘虚西进，把握较大，损失较小。他认为，既然军委征求意见，就应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当然无条件地执行。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徐向前则派人侦察敌情，作东进的准备。中央２４日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２０天到３０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８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次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徐、陈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１２月２５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２７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当时，中央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西安事变不久，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内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国共开始谈判，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
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极需一个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１２月下旬，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至此，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才告结束。西路军鏖战永凉，肩负的是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战略行动的千钧重担。西路军坚守永凉时近两月，冒白刃，餐风雪，疲兵屡战，元气大伤，兵力降至１５０００人。
临高地带，东进？西进？西路军向甘、肃二州挺进，整日被马家军围追堵截。敌人的骑兵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步兵成群结队游行似地要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因为只有消耗难得补充，一粒子弹真是宝贵胜似一两黄金。红军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于是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突围，行军。西路军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１９９３年元旦，五军攻占高台；一月上旬，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到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供给部、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
这时，河东形势又发生了突变，内战乌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调集重兵地逼西安，内战有一能即发之势。１月２日，军委通电各兵团集结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５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７日、８日军委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西路军需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现勿分兵去安西。”西路军虽然久战疲惫，但指挥部将三十军、九军及指直集中于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决心在此寻机歼敌。
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西路军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徐、陈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１月８日，张国焘第一次单独出面打电报给西路军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徐、陈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在临高一带坚持。五军在高台的部队覆灭之后，徐向前、陈昌浩下令总供给部以及五军另一部放弃临泽，九军撤离沙和堡，向驻在倪家营子的三十军靠拢，动机不只是要防止敌人继续各个击破。他们计划经过一个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阶段，突破马军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从１月１６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自然与全局有关。一方面，蒋介石兵临城下，西安局势又趋紧张。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关于红军的防地问题，我党要求陕甘主力红军仍驻陕甘（原要求汉中、甘北、宁夏等地均不成），另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而蒋介石的方案是：蒋军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以西。党中央考虑如与蒋妥协，照此案达或协议，则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封锁于渭水，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因而，党中央先机下令调西路军东进，目的是争取占领甘肃南部的文、武、成、康地区，以便将来可与陕甘苏区成犄角之势，互为策应。如蒋答允我驻陕南一部红军的要求，亦可解决“策应”问题，西路军则不妨仍在河西，占一块防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虽然不了解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全盘计划，但对执行东进命令意见一致。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
１月２３日，徐、陈电告中央和军委：因敌正防我东进，快行不易，部队需稍休整；东进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总结血的教训，虽部分受挫，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军委１月２５日电示西路军：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进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南部，分上、下营子。徐、陈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３０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隋园形防御圈环。西路军剩下的１万余人，全部收缩于倪家营子。马元海快速集兵，蜂拥而至，将红军团团围住。为了创造东进条件，西路军实行决战防御，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在倪家营子地区展开了一场血战，在倪家营子用血写下红军的伟烈和悲壮！子弹极端缺乏，步枪几乎失去作用。红军战士把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每当敌人蜂拥至前，战士们便嗷嗷叫着一跃而出攻入敌军，挥动一切可作为武器的物件与敌厮杀。不仅轻伤员，重伤员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其中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者不胜枚举。许多人当手中武器被毁之后，即赤手空拳与敌格斗，掐住敌人脖子，拔掉敌人胡子，咬掉敌人耳朵……。整个战场，真是“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丹心拳拳，雄魂烈烈，这些铁血儿女，给历史留下一代人的雄壮，一代人的骄傲。
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每一次战斗，都几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各种战斗中最残酷最血腥的巷战。各军、师、团的人数越来越少，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徐向前审慎而正确地认识到西路军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力量是不够的。他曾希望避开和马家军的正面冲突直插新疆，但是，西进以后，他却不能按照自己的预想采取有力和有效的行动。西进计划随着不断变化的形势而一再拖延，最终失去了宝贵的时机。现在似乎有了转机，东返将取代打打停停的西进方法。可是，当徐、陈准备东返时，党中央又电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返计划。
原来，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西安局势又趋紧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忽发出“讨伐”电讯，在西安引起了轩然大波。西安军民群情激愤，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主战呼声高入云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党力挽狂澜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由周恩来等同志从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同时，党中央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进计划，以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央让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徐、陈根据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向军委建议，西路军灭敌西进，相当困难。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万不得已时，西路军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
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２月１７日电报指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与各个击破之。”“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守青海，以使自己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有关系的。”中央的这个电报，虽不完全出乎徐、陈的意外，但在当时确象是一个晴天霹雳。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发生北上和南下之争。徐、陈曾力主和中央共同北上，后因张国焘反复电令，只好南下。事实证明，南下的路走不通。现在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徐、陈自然有难言之苦。陈昌浩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翌日，徐向前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徐向前讲了西路军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自救东返。多数到会者，对东返和西进的具体策略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事，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多发表意见。陈昌浩迟疑不决，显得心事重重。最后，大家一致赞成徐总指挥的自救东返主张。西路军回师东进，在西洞堡一举歼灭马家军西宁宪兵团。战斗结束，８００多个敌人作了异乡怨鬼，８００多支马枪，４００多支短枪和许多战马、俘虏成了红军的胜利品。
陈昌浩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陈昌浩头上有“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徐向前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徐是“右倾机会主义”。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步署，既未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之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一切唯上，当断不断。
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自责说：“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由于陈昌浩坚持，西路军没有趁西洞堡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大步东返，而是全军回师倪家营子。二返倪家营子，敌人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迭，步步推进，而红军驻地房倒屋塌，水井被填，吃住更加困难。敌人将红军前沿围子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与红军后方部队激战。徐、陈不断向中央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党中央对于救援西路军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谈判途径解决，万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２月２７日决定以原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同第二十八军、第三三十二军并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为政治委员。
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个原则：一是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下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二是不使增援部队又陷入困境。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援西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一段，接出西路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
中央也曾考虑“围魏救赵”，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３月５日，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最后，引用《血战河西走廊》的一段话结束全文。“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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