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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第三节 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活动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08:12 星期四)
1651—1652年（顺治八至九年，永历五至六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
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原大西军出滇抗清，占领贵州全省，在广西、湖南、四川战场
上大显声威。清廷统治者自进关以来从未受到这佯重大的挫折，他们在军事上的弱点暴露
得越来越明显。于是，为了继续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不得不把以汉制汉作为主要手段。
招降郑成功就是为实现这一谋略的重大步骤。在清廷统治者看来，郑氏家族的首脑郑芝龙
是自己手里的一张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郑成功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达到平定东南海域
的目的。
早在1652年（顺治九年）清廷一件密奏稿内就提出了招抚郑成功的建议。其中写道：“成
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
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
。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若责令
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至于颁敕往谕，未宜轻率。应赐督臣密敕一道
，内开招抚成功等语，先遣才干官同郑芝龙家人到彼宣布德意。彼果真心投顺，欲得朝廷
敕书，即以督臣密敕宣示，颇为妥便。若执迷不顺，亦不至损威伤重也。”①可见，“力
不暇及”是清廷采取招抚政策的主要动机。
顺治皇帝显然很欣赏这项建议。为了使招抚工作得以进行，首先给处于软禁状态的郑芝龙
恢复名誉，肯定了他在1646年降清的功绩，把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遭到监视的过失推到多
尔衮身上，承认了清廷处置失当，对郑芝龙予以安抚。七月间，顺治帝派内大臣遏必隆、
鳌拜、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
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茔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
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①八月初一日，应郑芝龙请求，将其由正黄旗拨入镶黄
旗，授予郑芝龙在京的第二个儿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同时命兵部给勘合将郑芝龙的部分
亲属从福建护送来京团聚②。
这年十月，清廷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发出一件敕谕，对招抚郑成功作了明确指示：“近日海
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朕但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
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独造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成功等虽有心向化，
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墨勒根王（即多尔衮）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在籍亲人作
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
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
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
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
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
着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馘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
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①
为了体现招抚的诚意，清廷还下令追查1651年福建当局攻入中左所（今厦门）掠夺郑成功
等人家产一事。1653年（顺治十年）三月把肇事人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
黄澍、巡按王应元革职，押解回京交三法司审讯。这一案件的另一幕后原因是清朝统治集
团的内部矛盾，张学圣、马得功、黄澍把从厦门掠得的大批金银财宝隐匿私分，引起了朝
廷和有关官员的忌恨。即如新任浙闽总督刘清泰秘封入告所云：“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
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乃不能振旅以犁其庭
，而乘成功他出之便，借抚臣巡历之名，道臣黄澍摇尾而进谋，镇臣马得功螳臂而先往，
抚臣张学圣继率全军轻身径入。此时一番饱获，自谓无患无争矣。更可异者，马镇搜括数
日，竟为所困后恳成功祖母家书，始得释归，丧师辱命。何诸臣智昏于海中之金穴，而竟
不顾有朝廷之疆土耶？及成功回，而悉数家珍，非以实抚臣之装者，则已入道、镇之囊。
以致借口索偿，弄兵修怨。”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张学圣、马得功、
黄澍一口咬定“城内没有财物”，抵赖得干干净净。大概是在暗中用赃物买通了一些官员
，三法司在定罪意见（看语）上游移其词，三四其说，最后不了了之③。但逮捕巡抚、总
兵、道员一举，实际上是对郑成功表示一种和解的政治姿态。
这样，清廷让郑芝龙出面写信，动以父子之情；由浙闽总督刘清泰派人向郑成功转达朝廷
招抚密旨，中心意思是只要他剃发归顺，即可保持自己的军队，仍旧镇守福建沿海，不必
进京，借以解除郑成功担心重蹈父亲覆辙的疑虑。清廷所作的让步实际上是在兵力不敷分
配的情况下企图先稳住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部，集中力量摧毁西南的永历朝廷，然后再迫使
郑成功完全就范。郑成功从自身利益出发，既要考虑父亲的安全，又想趁机扩展兵力和势
力范围。因此对郑芝龙派家人李德送来的劝降书信迅速作了回答，双方各自怀着自己的打
算，开始了“清、郑和谈”。
1653年（顺治十年）四月，清浙闽总督刘清泰依据朝廷密敕精神，写了一封文书派人送到
郑成功的祖母黄氏处，托她转给郑成功。文书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宣扬皇上覆载深恩”
，二是“陈述父子不应绝情”，以忠孝两全引诱郑成功背明归清。五月初十日，清廷正式
颁发敕书，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龙为同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授左都督①，
给泉州一府地方供郑成功安插和供养军队。敕谕中首先肯定了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
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接着指责“墨勒根王（多尔
衮）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
惧，不能自安。……加以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
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并说明“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然后说清廷遣人赍
敕传谕，开导归诚，郑成功、郑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书词虽涉矜诞
，口语具见本怀”，“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故意不提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旗帜，
给以下台之阶。除封爵授官之外，特遣芝龙表弟黄征明为使者专程赴闽传达谕旨，以解疑
畏。为了表达诚意，敕谕中宣布“满洲大军即行彻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①
。郑芝龙也派家人李德、周继武等持亲笔信要成功接受清朝招抚。郑成功阅信后说：“清
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
信，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
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
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1646，顺治三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
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夫既失
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耶？当贝勒（指博洛）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
卑辞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
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
彼言岂可信乎？父在本朝，岂非堂堂一平国公哉！即为清朝，岂在人后哉！夫归之最早者
且然，而况于最后者？……虽然，儿于己丑岁（1649，顺治六年）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
矣。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蹂躏我疆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
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
。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
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
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
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谧？），朝廷不费一矢
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清朝不能
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
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者。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
三省地方相■，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
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散
之则各自啸聚，地方不宁；聚之则师旅繁多，日费巨万。若无省会地方钱粮，是真如前者
啖父故智也。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
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
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专禀。①
郑成功给父亲的信实际上是对清廷的答复。信中反复表示他不相信清廷的诚意，因为有郑
芝龙前车之鉴。但是，他又不愿把和谈的大门关死，暗示清朝若能将1646年勾引郑芝龙时
许下的三省（浙江、福建、广东）交给自己管辖，还是可以谈判的。然而，1653年的形势
已不同于1646年，福建、浙江两省除某些濒海地区外都已在清朝管辖之下，广东是平南、
靖南两藩的驻地，郑成功自己也知道开出这样的价码，无论是清廷还是闽、浙、粤地方当
局都无法接受。所以，他对负有清廷联络使命的郑氏家族私人李德谈话的口气要和缓得多
，诉说“兵多地少，难于安插；倘若裁减兵戈，一旦出征，何以制胜？”②要求再给“三
府屯兵，并辖三省沿海地方”；还提出清廷既封自己为海澄公，“公为五等上爵，充总兵
官，尚在提督之下”；另外指责清廷一面招抚，一面派固山额真金砺统兵入闽，似为骗局
。最后表示清廷应该“用人莫疑，疑人莫用”，只要将“海上之事”“全权托付”，那么
“父亲致力于内，儿尽力于外，付托得人，地方安静”③。
清廷研究了李德带回的信息，判断郑成功有归降之意，决定作出让步，引诱郑成功入彀。
于是，给郑成功颁发敕谕说：一，“朕念尔兵卒众多，一府难以安插，钱粮委难支给，仍
益以漳州、潮州、惠州并泉州四府驻扎，即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下官兵，不足
不另补。正课钱粮仍行解部。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辖武官听尔遴选委用，仍将姓名职
衔具题造册送部。开洋船只，尔得稽察，收纳税课，送布政司解部”。二，为解决爵、职
不相应，特命郑成功“挂靖海将军印”。三，解释派金砺统兵入闽在前，命刘清泰招抚在
后，并非骗局；而且告知成功在李德到京反映情况后，清廷当即下令撤回金砺之军①。事
实上，清廷统治者急于招降郑成功，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孙可望、李定国等西南抗清势力，
表现出相当热心，在郑成功尚未正式受抚以前，就下诏金砺撤兵，“原以示信”。金砺奉
旨后六月从泉州起程，八月内撤入浙江境内②。
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
取粮饷。从这年八月起，郑成功派出的部将官员领兵往福建漳州、泉州、龙岩、惠安、仙
游等府、县征粮征饷，“大县十万，小县五万”③，使清朝地方当局处于被动状态。据阮
旻锡记载，到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二月，郑军在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
府措饷，“派富户追纳，诸差官俱至各府、县城外屯扎，但不入城耳。计所追凡四百余万
”①。
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内院侍读学士郑库纳、扎齐讷等赍捧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到达
福州。福建巡抚佟国器依据闽浙总督刘清泰的咨文，派李德往郑军中通知成功。二月初三
日，郑成功差中军常寿宁同李德等到福州迎接诏使。十六日清使郑库纳等到达泉州，十九
日至安海公馆驻劄。二十日，郑成功设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坚持要他先剃发然后开读诏书
；郑成功则以“具疏自行奏请”②为托辞拒绝剃头。双方相持不下，无法开读诏书。二十
五日，郑库纳等离开安海回福州。和谈陷于僵局，清朝福建地方官既无权宣布招抚决裂，
对郑军的征粮征饷又穷于应付。佟国器在奏疏中诉苦道：“今各属郡县详称，诏到之后，
群贼索饷愈炽，兴（化府）、泉一带在在告急，……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将来
事不可知。”③
大约在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间，郑成功给清廷写了一封回信。由于信件内容重要，又
比较罕见，全文引述如下：
去岁（顺治十年，1653）又六月（即闰六月）内章京邵斯、户部黄征明差员李德、周继武
等赍到敕谕并海澄公印；本年正月十四日内院郑库纳、兵部贾勒纳复赍敕谕并挂靖海将军
印，且益以漳、泉、潮、惠四府驻劄。宠命再至，敢不祗承，遂设香案于二月二十日行礼
祗承敕命，以遵简命之隆；尚未敢开印着实行事者，其情其势，敬祗诚直陈之朝廷。计安
山海是以信用豪杰，豪杰卓有表见总在安攘山海。故用人必视其才，小才而大用之，则不
胜任；大才而小用之，则不展舒。信人必本其心。心相猜，近在同堂而能为难；心相许，
远在万里而益相亲。自古交孚相得之世，未有用人而不竟其用，亦未有不外度其情，内度
其能，而苟且为人用者也。敕谕四府寨游营兵饷不过二十万，计算散给足养万人，而现在
精兵数十万，相随多年，诸皆狼野猛戾，无妻子以羁其心，无田宅以果其肠，一旦瓦解，
啸聚千万，祸不可测，此地方之忧也。且此全闽地方寇贼充斥，而镇守北兵，地险不平，
甲马徒劳，寇至则登陴自守，寂不闻声；寇去则掩袭干戈，赤地千里，朝廷之抚有全闽也
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矣。故自入闽以来，马步无暇日，钱粮无粒解，地方无宁刻。若以全
闽委陴镇守，就此现在精兵分布周密，给其饷以用其长，既溪洞薮窟之周知，又什伍保甲
之列定，人地相宜，将士效命，则镇闽马步可别调，而兵有实用矣。闽省正供可解京，而
饷有实济矣。此所谓名实两全者也。朝廷果推诚置腹，无分彼此，无较新旧，又岂有受人
委托而反复不信，无藉则敛戢，有藉则飞扬也哉。此所以矢志誓肌，下解苍生侧悬之苦，
上抒朝廷南顾之忧，自惠、潮以至全闽，则野无弄兵者矣。至于海上防剿，成于宁谧，尤
未易言，盖大江以南莫非海也。寇东下则在交广，南上则在吴越，而舟山等处尤盗贼之咽
喉，窃以为不扼舟山，海不可得而靖也。今在舟山镇将非兵不利、甲不善也，而北人多不
谙水战，以致鲸鲵鼓浪，莫之如何，异日酝酿势成，乘风南北，不惟闽粤之害，实江南之
忧。故将平靖海氛，必用闽兵屯扎舟山，然后可以弹压海寇；而屯兵尤先议饷，不得不就
近支给温、台、宁、绍等处饯粮，以养扎舟山之兵。夫舟山乃海中一孤岛耳，其地不过弹
丸，而闽浙隔绝，水汛不常，倘两浙之海有警欲调闽兵，既有鞭长不及之患，欲挽闽饷更
苦神鬼转运之劳。旧例镇守福建总兵兼管全温地方，齿牙相错，良有深意。倘以温、台、
宁、绍、处五府委任屯扎，调度接应舟山，使寇无窃处，地方宁静，此又可以解苍生倒悬
之苦，而抒朝廷南顾之忧也。自两浙以至闽、粤则海无扬波者矣。诚如是也，克奏肤功，
计日而得，海内咸知朝廷委任得人，岂不休哉！然则今日非不祗承，慎其事乃所以委其任
也。而其宜慎者有三：敕书四府驻扎，而府（指泉州府）镇守尚皆北来兵将，未奉明旨撤
回，不独粤平、靖二王未敢擅命，便则泉、漳镇将谁敢交代，一也；前敕旨云镇守泉州等
处，今只挂靖海空衔，不言镇守事，则欲行事而文移不便，尤恐行事而画饼竟成，二也；
又敕印再加文听部选、武听遴选委用，今泉州总镇刘仲金见在刻日赴任，即一府尚属虚悬
，而三府安能取信，三也。是以俯拜对扬之际，实尔挈瓶负薪之恩，除将敕印祗委，奉安
平公署，专委官斋盥看守以须后命，隆重付予而后即安焉。总之粮少则兵必散，则地方必
危，朝廷欲安地方，当勿吝地方。今日之请非是利地，乃欲靖地方。见今数十万之众嗷嗷
待给，区处经画，安插繁杂，伏惟英明决断而施行焉。①
郑成功对清廷的招抚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将计就计，权借粮饷”，虚与委蛇而已。他
表面上盛接来使，郑重其事地“三跪九叩头”领受清朝所封海澄公敕印，却拒绝剃发，仍
然使用明朝永历年号；同时又借口已受清廷封爵，堂而皇之地派人到闽、粤沿海地区征收
粮饷，甚至在清廷允许驻兵的四府以外又提出新的土地要求。从上面引述的郑成功信中可
以看出他要求把福建全省，广东惠州、潮州二府，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
府都交给他屯兵筹粮，只有这样才算是“朝廷委用得人”，实现“海无扬波”、“地方宁
静”；否则就是“大才小用”，“海寇”四起，“祸不可测”。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出
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福建巡抚佟国器、两广总督李率泰先后上疏朝廷希望不要为郑成功
所愚弄。连原来主张招抚并充当“保人”的浙闽总督刘清泰也在密奏中说：“抚局之变，
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清廷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
之间”②。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在疏中直接了当地说：“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
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
？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
。以职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从前飘泊海岛，脚根不定。今得盘踞
于漳、泉、惠、潮之间，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
通。”因此，他力主应当“厉兵秣马以应变”①。
在一片讨伐声中，身居虎穴的郑芝龙慌了神，他深知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能否招抚郑成
功。六月间，他上疏清廷一面斥责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
”，一面又婉转代为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有“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
子”。谈到郑成功拒绝剃头这一关键问题时，他先引述“差官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言
，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借此证明
郑成功是“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
。接着表示自己鞭长莫及，“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一显老爸尊严。最后说他经
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妙策，建议清廷准许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
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
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
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
②。郑芝龙的建议经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同意作最后一次努力。顺治十一年（1654）六
月二十八日，清帝再次颁发敕谕给郑成功，其中除重申封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
漳、惠、湖四府驻扎军队外，对郑成功的其他要求断然拒绝，“今据尔奏疏，虽受敕印，
尚未剃头，冀望委■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扎舟山，就近支给温（州）、台（州）、宁（波
）、绍（兴）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顺之心，当明
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颁敕印剃头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
图，毋贻后悔”①。
八月十三日，清廷派遣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或译作刑部郎中阿尔善）同郑成
功二弟郑世忠以及郑氏家族亲旧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携带敕书到达福州，先命李德、
周继武去厦门向郑成功讲述清廷和郑芝龙的意图。二十四日叶成格、阿山在福建清军护送
下进抵泉州，又派郑世忠、黄征明（成功表叔）往厦门晓以利害。郑成功不为所动，依然
以敷衍拖延为上策。他让郑世忠回泉州约请叶成格、阿山于九月十七日到安平镇见面。届
期，郑成功调集甘辉、王秀奇、陈尧策、万礼、黄廷等二十余名部将统领水陆各镇“列营
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把安平镇布置得“好似铁桶”，自己才同众参军一道前
往安平准备同清使会面②。叶成格、阿山在清军步骑护卫下来到安平，一看郑军摆下的阵
势已感到气氛不对，连郑方安排的迎宾馆舍报恩寺也不敢住，宁可住在清军临时搭盖的帐
篷里，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尽管郑成功大设供帐，馈送厚礼，竭力向清使表示友好
，在原则上却坚持“一云先要四府地方，前诏只有水路游寨，未言陆路；二则不奉东西调
遣；三则不受部、抚节制；恐如姜襄（瓖）、金声桓等俱以剃发后激变，且未与张明振（
张名振）议妥，又比高丽不剃发等语”①。叶成格、阿山只奉有监视其剃发受敕的严旨，
并无谈判的权力，面对郑成功提出的条件知道使命难以完成，于是以“不接诏，不剃发”
②为理由拒绝成功的隆重礼遇，于二十日返回泉州。二十一日，郑成功遣人致书备礼挽留
清使，二使臣回信表示“即使相晤间，不过宣传皇上浩荡德意，与公剃发后上谢恩本，将
贵部官作何安插，及四府设防数目修入而已。他复何言哉！似公又不宜以旁语及也。弟以
一介微躯而膺朝命，钦限在十月内回京，何敢稽迟，以身试法？伏祈早决一言，俾得星驰
复命”。退还所赠礼物，并限二十五日为最后答复时间。二十四日晚上，郑世忠、周继武
、李德、黄征明等往见成功，声泪俱下地哀告：“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
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指郑芝龙）亦难！”③郑世忠说：“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
阖家。”成功答道：“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世忠“复哭劝其回心
转意。成功于李德身旁手执银盅，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
，哪个敢言！世忠未敢再开口”。周继武说他也同郑世忠一起“哭劝成功剃发归顺。成功
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佞官沈佺期曰：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
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①。二十六日，郑成功又派旗鼓史谠、郑奇逢往泉州请清使来
安平再议。叶成格、阿山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把二人赶回。二十九日，叶、阿派人催促
郑世忠、李德、周继武、黄征明回京复命。当天，清廷使臣和随行人员离开泉州，“从间
道回延平”②，和局至此完全破裂。离别之际，黄征明要求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成
功依言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整个事件经过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主要内容是，“和议非本心也
”，“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
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
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
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大丈夫
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
，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
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
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叶、阿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
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况
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
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
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
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①在给二弟郑世忠的
信中他把自己的志向说得更清楚：“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
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
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绪，尽在父
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
而已。他何言哉！……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
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
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
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
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②
郑成功在和谈中表现的态度似乎是诡异的，在致父书中引用了清帝敕谕指责他“词语多乖
，征求无厌”的话，证明尽管未正式开读，他已完全清楚清廷的底牌。既然没有谈判的余
地，郑成功为什么又一再挽留清使，做出种种无益的举动呢？这只能说按郑成功的本意是
不愿归降清朝，对于父亲的安全虽说置之度外，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反映在行动上就未
免进退失据，措词更难得体。例如清两广总督李率泰给郑成功的信中就批评说：“所云‘
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伤天性之恩，且贻后世之刺。尊公身为明季重臣，国亡
而择主，非背国而事仇也。足下前无顾命，今无共主，何得灭不可易之亲，而从不必然之
议也？古之求忠臣于孝子者，几无据矣！至今犹屡执此‘三省相畀’之说，胡为乎来哉！
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载。而足下身羁海甸，犹欲招徕之，以大一统之势。谁敢取臣服之版
图、惟正之资赋而轻议畀乎？且从来无此庙算，无此边筹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
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将有三省，即弃彼而忠于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
心也。”①从忠于一姓王朝而言，李率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是郑成功从来就不是
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
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
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清廷的招抚郑成功因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告失败。然而，实际上是各有所得。郑成
功利用和谈使清方释放了1653年四月遭飓风飘入兴化港的辅明侯林察；在福建、广东某些
地区扩军征饷，增强了实力。清廷通过招降也牵制了郑成功在顺治十年、十一年两次的可
能出兵广东配合李定国作战。固然，郑成功本不积极于同李定国会师，这点下文还要谈到
；但清廷凭借郑芝龙这张王牌进行招抚，无疑助长了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即他给
父亲信中所说“按兵以示信”。所以，就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所失。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1654年（顺治十一年）十一月，“议政王、贝勒、大臣会
议，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
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汎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
，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从之”①。十二月十六日，清廷任命郑亲王（济尔哈
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二十天后，巴尔处浑即于次年正月初
五日病死，肯定未随军入闽）、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领兵由北京赴福建征
剿郑成功②。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加惩办，他们指出郑芝龙
和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仅在给郑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
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从清方截获的几次郑芝龙
的私人信件里，确实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彷徨。在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
不忘尔旧人”；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①。这里所说的“美景
日近”、“得意日近”究竟是指什么颇难揣度，他这批信件是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间带出
北京的，次年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往（福建），或欲
讹封为王以合其意”②；这种推测有一定根据，因为郑芝龙在十一月间一面把郑成功寄来
的部分书信上交清廷，指斥“逆子”“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
忌”③；一面派家人回原籍收取田租，还表示打算具题本请求清廷同意让他的第三个儿子
郑世恩离开京师回泉州管理田产等事务④。如果郑芝龙作的是这种乐观估计，他肯定是失
算了。另一种解释则是郑芝龙预感到噩运降临，用的是反语。尽管人们可以作种种解释，
郑芝龙的处境显然恶化了。1655年（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吏部员外郎彭长庚疏请“
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同月三十日正白旗下云骑尉杨国永在题本中说：“灭郑成功易，
除郑芝龙难。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同日
，兵部尚书张秉贞等密题“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将其家人及财
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酌处”①。清帝批示：“郑芝龙之案事关重
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奏。”大约可以判定，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于顺
治十二年二月间被囚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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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六页。从语气推测这分奏稿似出于兵部。原件无
年月，但稿中有“宜敕督臣刘清泰星驰赴任，察彼情形，量我兵力，能剿则剿，当抚则抚
”。刘清泰接任浙江福建总督在顺治九年，此件当作于刘清泰尚未赴任之时。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六。
②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七。《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八十八页，“厢黄旗下正
钦尼哈番郑芝龙揭帖”云：“职初入京时，蒙朝廷宏恩，拨入正白旗下，赐屋齐化门小街
居住。”郑芝龙入京后曾先后隶属正白、正黄、镶黄旗。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七页，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下注：“本日用宝
即发与亲领讫。”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九。
② 顺治十年刑部等衙门为审拟张学圣等事题本，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
九—八十二页；又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十三—二十九页所载顺治十年九月十
七日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巴哈纳“为劣抚轻贪启衅致地方沦陷”事题本。后面一件更完整
。
③ 顺治十年刑部等衙门为审拟张学圣等事题本，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
九—八十二页；又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十三—二十九页所载顺治十年九月十
七日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巴哈纳“为劣抚轻贪启衅致地方沦陷”事题本。后面一件更完整
。
① 清廷封郑芝龙、郑成功、郑鸿逵、郑芝豹爵职敕谕稿四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
一本，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页。
① 顺治十年五月初十日敕谕同安侯郑芝龙等稿，见《明清史料》第一本，第八十四页。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收入了这件敕谕，“移檄撤兵”误写为“移檄彻兵”，“墨勒根
王”改译“睿王”。按，李德系郑氏家丁，为芝龙、成功父子之亲信，在清、郑和谈中北
往南来，传递消息。敕谕中没有明说把泉州府作为郑成功屯兵之地，但给郑成功的敕谕中
所授爵衔为“镇守泉州等处地方充总兵官海澄公”，实际含义是封以海澄公虚衔，充任泉
州总兵。
① 杨英《先王实录》，排印本，第六十二—六十四页。
②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黄征明为郑成功已领敕印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
料选译》第三十九页。
③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
辑》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①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
辑》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②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年十月初六日奏本。
③ 福建巡抚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中说：“自去年至今，成功派银索饷，大
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②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下文所引郑成功致清廷信很可能就是他所具的
疏。
③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奏本。
① 见《明季稗史》第三种，原题《朱承晃报书》，抄本用朱笔注“疑似郑成功”，墨笔
改为“即郑成功”。参考其他文献，这是郑成功给清廷的一封重要书信。
② 顺治十一年七月浙闽总督刘清泰“为密报赍到清字咨文事”，此疏虽为七月所上，其
中已说“前疏所以秘切入告也”。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九十七页，顺治十一年四月左都御史王永吉揭帖。
②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四
十四—四十五页。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一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①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奏本。按，这里也可看
出张名振并不是郑成功的部将。
② 杨英《先王实录》第八十六—八十七页载叶成格、阿山复郑成功信。
③ 《先王实录》第八十七页。
① 顺后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同安侯郑兰龙密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八十
二—八十三页。
② 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① 郑成功复父书见《台湾外纪》卷四；《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顺治十一年十一
月十八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也引述了书信全文，字句略有不同。
② 《先王实录》第八十八—八十九页。
① 《台湾外纪》卷四。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② 同上。《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八页载“敕谕世子古都稿”，稿内济度译
作吉都、巴尔处浑作巴尔出红，吴达海作吴达亥、噶达浑作噶达洪。
①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
奏本；同年三月十五日佟国器“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奏本，均见《三抚密奏疏稿
·抚闽密奏》。按，《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一七—一一九页收有兵部尚书李际
期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题本，这件题本就是根据佟国器的奏本奉旨详议具奏的，由于从
满文译出，所用汉字与佟国器所引郑芝龙原信有出入，如“本爵美景日近”译作“本爵好
事日近”，“本爵得意日近”译作“本爵佳音在迩”。语意虽近，仍应以郑芝龙原文为准
。又，该书第一一九页第十四—十五行“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奉旨”有误，三月十五日
为佟国器上奏日期，奉旨日期当在这以后。
②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九十一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④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
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① 上引诸件均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其中吏部员外郎彭长庚原译作“吏科员
外郎彭常庚”。
② 清实录不载囚禁郑芝龙事。上引正月三十日兵部尚书张秉贞密题本中谈到“其胞弟郑
芝豹来京，已乘船抵浙江兰溪等语。今若囚禁郑芝龙，恐其途中闻知而惊逃。故此派本部
章京吴克新前往伊处迎之，并与该处官员会同商议，沿途派官兵护送至京”。二月二十一
日张秉贞等题报，浙闽总督佟代赴任途中在嘉兴遇“候补左都督总兵官郑芝豹”，兵部请
旨将郑芝豹“速解来京”。此件批红：“依议，作速密行。”同年六月初五日兵部尚书李
际期疏中则明言：“现今已将郑芝龙囚禁，正待议处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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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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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四节 1655—1656年郑成功的活动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09:42 星期四)
清、郑和谈由于双方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归破裂。郑成功为加强实力，作好迎战准备，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
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冬，清漳州府城守门千总刘国轩、守备魏标派人来同郑
军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献城投降。郑成功派忠振伯洪旭、中提督甘辉等带领军队于
十二月初一日夜间进抵城下；刘国轩在城头接应，一举夺得漳州。清新任漳州总兵张世耀
、知府房星烨见大势已去，只好跟着投降①。郑成功在初四日亲自来到漳州，对刘国轩反
正来归，深表嘉许，提升他为护卫后镇。接着在同月内派甘辉、前锋镇赫文兴、援剿左镇
林胜、北镇陈六御等先后攻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各县。随即移师于16
55
年（顺治十二年）正月初五日攻克仙游县②。至此，泉州府城已经处于郑军四面包围之中
。郑成功出兵收复漳、泉两府之地，本来意味着和谈完全破裂，然而他似乎出于策略考虑
写信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和泉州守将韩尚亮、知府申伟抱，以和谈时清廷曾许给漳、泉、
潮、惠四府作为自己用兵的理由。这种立论难免游移其辞，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主和还
是主战，是为清还是为明。如给泉州官员的信中几乎是说你们先投降我，我再带你们投降
清朝。这种信件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难怪佟国器回信中斥之为“侈口而谈，骄蹇满纸，
殊堪喷饭”③。
1655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二月，郑成功借口“和议不就，必东征西讨，事务繁多
，议设六官并司务，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宜，分隶庶事，令各官会举而行”④。这种做
法同孙可望相当类似，实际上是另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小朝廷，只是他的兵力和地盘远不如
孙可望，把所设官职名分上定得低一点罢了。原鲁监国重臣张名振“条陈不宜僭设司务”
，郑成功“遂改司务为都事”，表面敷衍一下，实则我行我素。三月，又设置六察官，“
俾其敷陈庶事，讥察利弊”。同月，“六察官周素、叶茂时等条陈：中左兴王之地，不宜
因循旧址，顾名思义，请改中左（中左所即厦门）为思明州，亦如新丰故事也。藩从而改
之”①。亲郑文人著作中常说郑成功六官等职是“承制”，即取得永历皇帝的授权。其实
，永历朝廷自处艰难，鞭长莫及，装聋作哑容或有之。温睿临《南疆逸史》中说：“先是
，隆武之以总统命成功也，许立武职至一品，文职至六品。至是地大兵众，乃设六官，分
理庶事。”②夏琳《闽海纪要》则云：“永历九年二月，延平王成功承制设六官。初，成
功以明主行在遥隔，军前所委文武职衔，一时不及奏闻；明主许其便宜委用，武职许至一
品，文衔许设六部主事。成功复疏请，以六部主事衔卑，难以弹压。明主乃赐诏，许其军
前所设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都吏秩比员外。”③这类记载未必可信。
承制便宜设官本意为在军前收复地方等情况下，来不及请示暂行委任武将和地方文官，以
统辖兵丁或料理地方，这和设立与朝廷相仿的衙门官员大相迳庭。所谓许设六品以下官盖
指委任地方知县及军中监纪之类官员，而不是朝廷官员。从目前所见有限的永历朝廷文书
和与郑成功同处东南滨海的原鲁监国旧臣的文献中几乎见不到郑成功自用官员职务。张煌
言《北征录》内讲到南京战役时曾致书郑成功自设的“五军中军”张英，特地加上一句“
即所号为五军者”，其不承认成功私署官职，微意存焉。本书指出郑成功的仿设朝官，并
非“承制”，毫无站在永历朝廷立场上斥责其僭妄之意，而是着眼于分析明清之际战局的
整个走向，郑成功的另搞一套和他在战略上坚决避免同李定国、孙可望会师都是他割据自
雄思想的表现。
清廷在抚局完全破裂后，决定再次动武，派郑亲王世子济度统满、汉军南下福建。面对清
方主力的迫近，郑成功采取的对策是扬长避短，主动放弃业已恢复的漳州、泉州两府属县
，把兵力集中到海上。为了避免清军凭城固守和加强己方防务，郑成功下令诸将于征饷后
拆毁漳、泉二府属邑的城墙和房屋，所得砖石木料用于建造和加固金门、厦门、■州诸岛
和滨海的海澄县城垣及营房①。郑军收复漳、泉二府属县不到一年，漳州府属派饷银多达
一百零八万两，泉州属县也达七十五万两②，撤退时又夷为平地，这在军事上有其紧迫性
，但后果势必失去民心，使自己立足之地越来越小。
郑成功放弃漳州、泉州大部分地区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在加强金、厦等岛屿防务的同时
，分别派遣部将带领舟师北上浙江、南下广东，使入闽清军主力陷入进战无能，后顾有忧
的困境。六月，他派前提督黄廷、后提督万礼统领十三镇兵员南下广东潮州府攻城征饷；
七月，又派中提督甘辉、右提督王秀奇等率领陆战兵乘船北上会同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
陈辉部伺机进攻浙江、江苏。
北征的战役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1655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甘辉
、王秀奇部郑军进抵舟山，次日围城；张名振部也从崇明一带沙洲南下参加会攻舟山战役
①。清浙江巡抚秦世祯向朝廷报告：“自王师（指济度所统清兵）大进，兵力全注于闽中
，而郑逆豕奔，贼众亦全注于海上。”“闽、浙逆众联合（指北上的甘辉部和南下的张名
振部），有排山倒海之势”，“南北贼艘逾千，贼兵数万，围困舟山，声息不通。”②二
十六日，据守舟山城的清军副将把成功（按，把成功是蒙古族人，姓氏译音，《海上见闻
录》写作巴成功，亦可）反正来归。明军收复了舟山群岛这一战略要地③。清定关守将张
洪德也率部归明①。十一月，郑成功考虑到留守金、厦的兵力不足，左提督祥符伯赫文兴
又病死，决定调甘辉等率主力回守根本，由总制陈六御“督定西侯张名振、英义伯阮骏等
镇守舟山”②。不久，张名振去世，死因众说不一③。张名振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旧部托付
给监军兵部右侍郎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管。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
阵亡，张煌言成了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十二月十三日，甘辉、王秀奇等率部回到厦门。郑成功对把成功起义来归非常欣赏，改其
名为把臣兴，授骁骑将军印管镇事。清台州副将马信在郑军北上时曾经派使者李国宝至军
中接洽反正事宜。到1656年（顺治十三年）正月十二日，郑成功派忠振伯洪旭率战船三百
余艘进至台州港，是日夜间马信借口“海贼临城，请议堵剿”，待文武官员到齐后，马信
喝令把兵巡道傅梦吁、知府刘应科、通判李一盛、临海知县徐钰等逮捕。次日，开狱政囚
，除将尚未建成的战舰烧毁外，带领部下兵马四百余名、家眷和府、县库存钱粮、兵器弃
城乘船来归①。郑成功大喜，授予马信挂征虏将军印管中权镇事②。郑成功对把成功、马
信和后来李必、王戎的来附特别优遇，原因是这些北方将领带来一批擅长骑射、惯于陆战
的军队，正可弥补自身军队的不足。这和清廷的致力争取擅长海战的施琅、黄梧、苏利、
许龙等人是同一个道理。
南下广东的郑军却不那么顺利。1655年（顺治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黄廷、万礼统领苏茂
、林胜等二十余镇将、兵丁六七万包围广东潮州府属揭阳县城，“黄廷围东门，万礼围北
门，苏茂围西门，皆树栅开堑为久驻计”，林胜劄营于人家头乡阻击潮州府来援清军③。
同时，分遣兵将到各乡寨去征米征银。这月十三日，郑军击败由广州来援的清将郭登贤、
张祥部，歼敌三百余人；二十五日又在狮抛球击败清饶平镇总兵吴六奇部，杀敌八百余名
④，清军伤亡逾千，狼狈而窜。到九月初七日，揭阳被围已一个多月，守将游击杨伦、知
县段有黻等见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请求郑军网开一面，以交出揭阳为条件，放他们逃出
该县。经黄廷等同意后，清方官兵撤出揭阳，郑军入城委派了知县等官员，“设糜粥以济
饥民”①。明军乘胜于初九日克普宁县，十三日克澄海县。清广东当局大为震惊，他们探
得李定国当时正在广西横州，其部下“靳、雷、高、李、吴、王”六将都已进至与广东接
境的容县②，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会商后，惟恐郑成功军趁势
直下潮、惠，李定国军再入罗定、肇庆，就将陷入两面受敌，前途不堪设想。于是，他们
决定趁李定国军尚在广西，首先出兵迎战郑军，抽调平藩下左翼总兵许尔显、靖藩下左翼
总兵徐成功部与总督标下兵马共一万余名，会合潮州总兵刘伯禄、饶平总兵吴六奇等部七
千余人，大举来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军在揭阳附近的琅山筑四大营盘，待机而动。清
潮州知府“黄廷献令乡寨供粮草，当夫役，百里内竹木祠宇俱毁伐无存；老幼被拘者索取
财贿取赎，使令稍不如意，即殴扑至死。又造事诬扳惨毒，无异闽寇”③。
双方相持到1656年（顺治十三年）二月，黄廷召集诸将商议作战机宜，左先锋苏茂积极主
张进兵决战，自告奋勇打前阵。金武营将郭遂第（即华栋）提出进攻时大军须过钓鳌桥，
桥面狭窄，如果作战不利被迫后撤时将会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他主张持重。经过一番争议
，黄廷决定采纳苏茂建议，出城决战，由苏茂任前锋，前冲镇黄梧、护卫左镇杜辉继进，
殿兵镇林文灿、援剿右镇黄胜为后援；黄廷亲自率领后劲镇杨正等抄出敌后夹击。不料，
清方早有部署，先派出小股游骑佯抵一阵，等待郑军大部过桥后突然前后合击，把郑军截
为两段。混战当中，苏茂身中两矢一铳，带伤突围而出，郑军阵势大乱，后撤时因桥面过
窄，黄胜、林文灿二将和许多士兵被挤入河中淹死，兵员损失多达四五千人①。二月二十
五日，郑军再次同清军交战于东村渡，又被击败。郑成功接到揭阳战败的消息后，下令放
弃该地，命黄廷率师登舟在广东海域探听永历朝廷消息后返航。三月十三日，黄廷领南征
将士放弃揭阳、普宁、澄海三县，于揭阳港登舟出海。回到厦门后向郑成功报告舟师航行
到大星所（约为今广东省惠东县南地名港口），探得“行在驻跸高、琼（今广东湛江地区
和海南省），声援难通”②，当时高州、琼州都在清方控制之下，黄廷连基本情况都没有
弄清楚就扬帆东返，带回在潮州地区征得的饷银十万两、米十万石③。
南征舟师回到厦门，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处理揭阳丧师之罪①。他提出苏茂轻敌
致败，黄梧、杜辉不及时应援反而临阵退却都应该处斩，由于众将跪告求情，才仅斩苏茂
一人，杜辉捆打六十棍，黄梧寄责，各戴罪图赎②。郑成功御将之道以严著称，这在明末
军纪涣散的情况下确有必要，但他的性格过于刚强，往往失之偏激。苏茂在揭阳战役中虽
轻敌寡谋，但勇于进战，负伤突围，本应薄责示警，以观后效。郑成功把他处斩，首级传
示军中，显然过于苛刻。据江日升记载，郑成功是因为获悉苏茂曾经掩护施琅，使他得以
叛逃清方，怀恨于心，必欲杀之，这次借揭阳战败为由将其处斩。诸将不明底细，“咸有
微言，曰：论茂揭阳之败，无非天意，岂战之罪？虽不从郭遂第之言，其气可以吞敌，何
至于死？况茂战功难以枚举，非他人所可比，藩主如此施行，岂不令人寒心！郑成功见诸
将不服，乃厚加殓葬，养其妻孥，自作祭文：“马谡非无功于蜀，然违三军之令，虽武侯
不能为之改”云云③。这显然是在玩弄权术。然而，郑成功更大的错误是在处死苏茂之后
立即派黄梧和苏明（苏茂族弟）镇守海澄县。这里“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
郑成功动员大量人力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屯积大量军械、粮食，使之成为进可以战，退可
以守的大陆前进基地，同金门、厦门组成犄角之势。黄梧既牵连受责，心怀二意，就同“
痛兄苏茂被戮”的后冲镇副将苏明密谋降清①。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夜间
，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官八十余员，兵丁一千七百余名叛变，把海澄县献给清方②。驻守
海澄县五都土城的副将林明火速报告郑成功，成功大惊，派大将甘辉统诸将驾快哨船连夜
开赴海澄，天亮时清兵已入城据守，甘辉等无可奈何，只能掩护林明部把土城内军械粮食
搬运下船，返回厦门。海澄之失，对郑成功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叹息道：“吾意海澄城为
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王元士（知县）如此悖负，后将何如用人也！”
③。清廷得报黄梧、苏明以海澄县来归，欣喜不已，于八月十七日决定封黄梧为海澄公（
这本是清郑和谈时准备授予郑成功的爵位）④，授苏明为都督佥事，不久加衔为右都督①
。黄梧叛明投清，受封公爵，大有平步青云之感。可是好景不常，他不久就发现这是清廷
玩弄的政治权术。1657年（顺治十四年），黄梧部下的兵丁被清朝浙江福建总督李率泰调
走②，无权倒也罢了，可气的是位高而金不多。1659年（顺治十六年）他不得不向清廷诉
苦，说自己投顺“已逾两载，而常禄未沾。前岁蒙大将军世子王月命有司暂给爵俸银三十
两，而禄米概未有及”，他全家二百余口，不够吃饭，遑论其他③。
这年（1656）八月二十二日，清宁海大将军宜尔德、提督田雄指挥满汉兵再次进攻舟山。
明将阮骏等率领舟师迎战。到二十六日，清军全力来攻；阮骏伤重而死，总制陈六御、总
兵张洪德、张晋爵、李廷选、阮凯、姜英等阵亡，残余明军乘船逃往外洋。次日，清军在
舟山登陆，占领了这个群岛①。由于当时清朝水战兵力和经验都还不足，为了避免1651年
攻占舟山留军戍守结果被郑成功大批海师包围，守将孤立无援，被迫投降的情况再度发生
，又为了防止明军重来以舟山为基地，清方文武官员商议后决定把该岛城郭房屋全部拆毁
，居民统统赶回大陆。时任浙江巡按的王元曦在奏疏中说：“查舟山经岁之入钱粮不过四
千四百余两，粮米不过七百九十余石，悉其所供仅亦锱铢，量其所费，当得钜万。……更
有虑者，舟山民物渐集之后，贼以釜底游魂保无窥伺？是有舟山而有居有食，反起贼垂涎
之心；无舟山而无居无食，反制贼必死之命。臣区区之愚，窃以舟山原系海外之地，或应
暂置海外，无烦议兵增守，以示朝廷不勤远略之意。至于百姓，料亦无多，或于班师之日
听其择便，愿为兵者编入卒伍，使之随行报效；愿归业者安插宁波一带，使之耕凿得所。
”②这一建议得到清廷批准，后来浙江巡抚佟国器在奏疏中谈到：“顺治十三年十一月间
议弃舟山，业经奉文遵行讫。……惟是弃舟山之时，毁城迁民，焚毁房屋，当日虑为贼资
，是以惟恐不尽。职查舟山旧城周围五里，仅存泥基，砖石抛弃海中。”①顺治十五年（
1658）郑成功、张煌言领军北伐，再次来到舟山，建造草蓬作为屯军临时处所。直到顺治
十六年十二月，郑成功因为厦门吃紧，三次发出令箭调回舟山驻军，马信、陈辉部明军才
在顺治十七年正月初八日放火烧毁草蓬，乘坐大小船只三百余艘南下金、厦②。从这时起
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舟山群岛基本上成了一片废墟。
自从海澄县易手以后，郑成功的兵力虽然还相当强盛，但控制的地盘差不多仅限于金门、
厦门、南澳等沿海岛屿。为了解决兵饷来源和扩大影响，郑成功除了通过各种渠道开展海
外贸易，还亲自统率军队进攻福建省会福州。1656年（顺治十三年）七月，郑军攻克闽安
镇③，沿鼓山一线进军福州，被守城清军击败；郑军固守闽安镇长达一年之久，至次年（
1657）九月才为清军收复①。郑成功在九月间亲自视察了闽安镇一带的地形，认为这里是
福州的门户，令工官冯澄调集民夫增筑土堡城寨，为长久之计，在罗星塔、肖家渡也拨兵
戍守，由后提督万礼坐镇闽安，总督水陆防守。这一部署是在福州外围设置重兵，牵制福
建清军主力。十二月，郑成功统舟师在福州以北的梅溪登陆，经飞鸾、白鹤岭攻罗源、宁
德。清郑亲王世子济度派梅勒章京阿克善等将率军来援。郑成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大
败来援的清军，阿克善也被击毙②。罗源、宁德二县守城清军闭门不出，郑成功的作战意
图本不在于占领该地，他分遣官兵到二县乡村搜括粮食，大约积足三个月之用后就主动撤
退了。此后，他还曾多次派出军队到浙江、福建沿海地方筹集粮食。
1657年（顺治十四年）九月，清浙江福建总督李率泰利用郑成功主力进攻浙江台州，福州
闽安镇守御力量单薄的机会，决定乘机攻克该镇，以解除福建省会的威胁。他同固山额真
图赖、郎赛商议后，抽调满汉大批军队水陆三路进攻闽安镇。九月初七日先派水师出闽江
口切断海上来援的郑军，初八日开始陆路分兵二支，一支由鼓山出发，一支由南台西路出
发，大举进攻。参加进攻的军队除图赖、郎赛两固山额真统率的满军外，还有总督李率泰
标下、巡抚刘汉祚标下军队，精奇尼哈番沈永忠部、提督马得功、总兵王之刚、苏明等部
，兵力相当强大。而郑成功北上进攻浙江省台州时，抽调了后提督万礼部主力随行，在闽
安镇只留下了五军戎政王秀奇节制护卫前镇陈斌、神器镇卢谦、前提督下右镇余程留守闽
安镇，兵员不过数千人。双方自初八日开始激战，清军用红衣大炮猛轰闽安寨城，郑军兵
单势薄，难以招架，十四日清军攻克闽安镇，驻守顶寨的右镇余程和部下战士全部阵亡。
清军转攻罗星塔寨，据守该处的陈斌、卢谦兵力不敌，向郑成功紧急请援。因双方距离过
远，救援不及。十五日，陈斌、卢谦在施琅的招徕下带领官兵一千三百人向清方投降，罗
星塔要塞失守。清总督李率泰借口事先招降未顺，直至“已断粮饷，又无援兵”的困境下
才被迫投降，决定以“犒赏”为名把陈斌、卢谦及部下官兵全部处斩①。此外来降的尚有
官弁一百二十一名、兵丁二千六百四十八人。闽安战役以清军获胜告终，不仅解除了省会
福州的威胁，而且歼灭郑军五六千人。
关于郑成功的封爵，是南明史上比较费解的问题之一。导致后来史学家困惑的原因来自两
个方面，其一是郑成功的幕僚人物在追记郑成功事迹时往往用后来更高的爵位叙述他早期
的活动（这种情况现代也屡见不鲜）；另一原因是永历朝廷偏处云贵，郑成功等局促于东
南沿海地区，中间为清统治区，朝廷决定加封官爵、铸造印章、撰写诰敕需要一段时间，
而使者转辗于道，迂回陆路海上，动辄数月，殊非易事。因此从朝廷决定加封到使者开读
诏书、颁发敕印，在时间上必有一个相当长的间隔，部分史籍记载上的差异即由此而来。
郑成功在隆武时期已封忠孝伯，但他自己极少用这一爵位发布文告，原因是隆武朝廷和鲁
监国封了一批公、侯、伯爵，郑成功看不上眼，他宁可用赐姓、招讨大将军名义显示自己
的独特地位。《小腆纪年》记永历二年（1648）十月永历朝廷加封郑成功为威远侯，永历
三年（1649）七月封广平公①。威远侯事不大清楚，封广平公的记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
同书记载永历七年（1653）六月，封郑成功为漳国公②。自1648年到1653年，郑成功的势
力有很大发展，连李定国第一次进攻广东（1653）时也对郑氏寄予厚望，永历朝廷不可能
仅仅在同等爵位上改封。永历七年晋封漳国公有可靠文献证实，在陈乃乾、陈洙纂《明徐
闇公先生孚远年谱》内收有永历八年颁发给徐孚远的诏书，其中就明确称郑成功为“漳国
勋臣”，证实了在这以前永历朝廷曾封郑成功为漳国公。郑成功大约由于上述原因，似乎
从未用过这个头衔。直到永历十一年九月，朱由榔已迁入云南昆明之后，才决定进封郑成
功为延平王，制作印敕完备后，派漳平伯周金汤等为使者取道广西、广东，航海至厦门，
行册封礼。周金汤等到达厦门已经是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顺治十五年）。现将《敕
封延平王诰》转录于下：
克叙彝伦，首重君臣之义。有功世道，在严夷夏之防。盖天地之常经，实邦家之良翰。尔
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沉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
仇，啮臂盟心，谢辰昏于异域。而乃戈船浪泊，转战十年，蜡表兴元，间行万里，绝燕山
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于东南，繁遗民以弁冕，弘勋有奕，苦节弥贞，惟移忠以
作孝，斯为大孝，盖忘家而许国，乃克承家铭。具金石之诚，式重河山之誓。是用锡以册
封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修茅戟丕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土之■。尚敬之哉！①
在这以后，郑成功和他的儿子郑经、孙子郑克塽一直以延平王的身分，奉明朝永历正朔，
在东南沿海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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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原同安水师参将杨其志启本，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六一
页。杨英《先王实录》第九十七页载于十一月初一日，乃历法不同之故。
② 杨英《先王实录》第九十八页。
③ 《先王实录》第一○二页，参见《台湾外记》卷四。
④ 《先王实录》第一一一页。
① 《先王实录》第一一二—一一三页。
② 《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郑成功传》。
③ 夏琳的这种说法不仅未能从其他材料中得到印证，而且难以自圆其说。一代有一代的
典章制度，南明自唐、鲁继立起滥发敕、劄固为常事，但永历帝未必会下诏规定郑成功自
行任命的“主事秩比行在侍郎”。何况这里的“衔”、“秩”又说不明白，明制主事为六
品官，侍郎为正三品官；前者为部内清吏司属官，后者为六部堂上官。个中奥妙大概只有
郑成功和他自己设立的官员才说得清楚。
① 杨英《先王实录》记是年“九月，藩驾驻思明州，漳、泉各属邑并漳城俱报拆完平地
”。朱希祖先生据夏琳《闽海纪要》、沈云《台湾郑氏始末》二书评云：“所堕不过一府
二县一镇城耳”，杨英所记“颇有失实”。陈碧笙先生引两府所属县志及清档，断定杨英
所载确为实录，极有见地。
② 《先王实录》。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二三页《舟山将官投贼残揭帖》。
②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浙江巡抚秦世桢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三四
—一三六页。
③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浙江巡按叶舟揭帖，见同上书第一三八—一三九页；参见《明清史
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八九页，浙江巡按叶舟揭帖。
① 杨英《先王实录》等书写作张鸿德，据清方档案及任光复《航海记闻》当为张洪德。
又《荆驼逸史》收入《航海记闻》一书误将作者写作汪光复，实为任光复，即任廷贵，谢
国桢先生《晚明史籍考》早已纠正。
②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③ 亲郑史籍说张名振病死；其他史籍则说是郑成功命人毒死；清江南总督马鸣珮揭帖中
据来降兵丁报告说因攻崇明失利，郑成功要捉张名振去杀，名振惊愤得病而死，见《明清
档案》第二十九册，A29—88号。张名振去世的时间在顺治十二年十二月间。沈光文有挽
定西侯诗，（见《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陈汉光注：定西侯，即张名振，系隆武元
年（顺治三年）鲁王所封，死于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此诗应系是时所作。”按，陈
注有误，隆武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七月至年底。封定西侯时间已见本书。名振卒年在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
① 《明清史料》已编，第四本，第三六二—三六三页，户部尚书车克等题本。
② 《先王实录》第一三一页；《海上见闻录》（定本）第二十五页。按，彭孙贻《靖海
志》实即《海上见闻录》，彭氏不过篡改原书，改明朔为清朔，故“征虏将军”亦避嫌改
作“定北将军”。
③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附《兵燹》。
④ 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广东巡
抚李栖凤联名上疏朝廷，建议授吴六奇协镇潮州总兵，驻镇饶平，额定兵员为一千名，见
《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三六页。狮抛球战役中吴六奇部所受重创可想而知。
①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记》附《兵燹》。
②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五二—
一五三页。
③ 乾隆《揭阳县志》卷七《兵燹》。
① 前引《揭阳县志》云郑军战死者四千余人，《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记“兵死者
五千余人”，《先王实录》等书云“折兵大半”。按，《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
六九页，《会剿揭阳闽寇残件》记双方交战于揭阳万里桥，郑军失利，黄廷下后营镇副将
何猛阵亡，年月及情节均与郑方记载不符。
② 《先王实录》；参见顺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明清史料》丁编
，第二本，第一三八—一四一页。
③ 《先王实录》。
① 《海上见闻录》、《台湾外纪》等书均记甘辉等返回厦门在六月，郑成功诛杀苏茂后
，同月内，黄梧、黄明即以海澄县城降清。杨英《先王实录》记二月间郑成功闻败讯，先
调回苏茂、黄梧、杜辉等，三月间斩获茂徇军中，甘辉至六月间方返回厦门。看来杨英所
记更合情理。
② 见《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台湾外纪》作罚黄梧赔偿盔甲五百副
。苏茂被杀的具体日期在五月，其弟苏明降清后揭帖中说：“顺治十三年五月内，兄茂以
疑被戮。”（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八二页。）
③ 祭文全文见《台湾外纪》卷四。
① 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一四页。
② 顺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福建巡抚宜永贵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二十八册，A28—24号
，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四○○页。
③ 杨英《先王实录》第一三六页。
④ 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兵部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五九页。按，
此件中云黄梧“杀其同守伪官华东”，华东当指华栋（即郭遂第），但查有关诸书，华栋
虽曾奉命同黄梧守海澄，此后仍在郑军中。又，此件提及与黄梧大致同时降清的还有总兵
林兴洙，林兴洙当即林兴珠，此人在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乱和雅克萨战役中击败沙俄侵略
军起过重要作用。清廷“封黄梧为海澄公敕谕稿”见同书，第一六○页。
① 顺治十四年四月初四日都督佥事苏明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一四
页。
② 《海上见闻录》（定本）记：1657年九月，“永春义师林忠袭破永福县。清部院李率
泰发兵救援，檄海澄公黄梧，未至，疑之，尽拨其辖下官兵分入八旗。黄梧大悔。”杨英
《先王实录》亦载此事，并云：“黄梧只剩随从数人，始悔叛之误也。有思来归，藩弗纳
之。”据顺治十八年十一月清廷兵部揭帖，升同安副将施琅为同安总兵官时云：“此副将
所管兵丁一千原系海澄公标下之兵”，其部“仍作海澄公所属”。实际上黄梧并没有兵权
。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二五六页。按，据《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
三二页，顺治十四年八月浙闽总督李率泰揭帖，“伪伯”林忠与“胞弟伪左都督林暹”、
“伪中镇左都督郑世雄”率领总兵以下官兵七千人降清，即在上引二书所记之前一月已降
清，陈碧笙先生曾指出时间有误。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内收顺治十二年二
月十五日奏本，称林忠为郑芝龙旧部，“系逆贼郑成功所封伪伯，现今拥贼万余，侵犯永
福、闽清二邑”。林忠部一直在德化、永春、永福（今永泰县）一带活动，即如李率泰揭
帖中所云“梗化十年”。
③ 顺治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海澄公黄梧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二九页
。
① 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残件（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到），见《明清史料》丁编，第
二本，第一六一页。按，此件中既说击杀贼首阮骏，又云“伪英义伯阮四”受伤身死。参
考各种文献，英义伯即阮骏，“阮四”大概是他的小名。
② 顺治十三年十月初三日浙江巡按王元曦“为海外孤城已复，封疆善后宜图”事题本，
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六五页。
①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浙江巡抚佟国器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
六四页。道光二十六年《宁波府志》卷十五《海防》云：“国朝顺治初舟山为明季遗顽所
据，八年始讨平之。旋陷于海寇。十二年再攻克之，遂徙其民，弃舟山为界外。”十二年
当作十三年。
② 顺治十七年二月初四日浙江巡抚佟国器“为汇报舟山海逆南遁情形”事揭帖，见《明
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二四三页。张煌言诗文也提到他再到舟山时所见荒凉情景和张
名振墓被清军所毁等情况，见《张苍水集》。
③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记：顺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海兵破闽安镇，陆路由古岭，
水路由大江。十九日掠鼓山下各村及东北一带，乡村俱焚。二十一日掠南台至洪塘，皆焚
烧无遗。……围城之中（指被围之福州），百姓皆分垛守御，灯火器械，各令自备。至二
十七日始退，据闽安镇，……”
① 顺治十四年九月浙江福建总督李率泰“为闽安攻克大捷”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
料选辑》第二二三—二三五页。
② 觉罗阿克善在郑方文献中写作阿克商。杨英《先王实录》第一四三页记为陈蟒所杀；
江日升《台湾外纪》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说是甘辉所杀。《满汉名臣传》卷九、《清
史稿》卷二四二本传中都说他在顺治十四年福建罗源战役中阵亡；鄂尔泰编《八旗通志》
卷一五○本传中却说阿克善在此战役中击败郑成功军，“斩获甚众”，顺治十七年还跟随
定西将军爱星阿进军云南，入缅甸阿娃（阿瓦）城，“获伪桂王（永历帝）以归”，恐误
。
①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七○页。按，该书云
：“逆贼伪镇南将军陈斌率沈奇镇伪总兵陆钱及其属下来降，……均杀之。”“沈奇镇伪
总兵陆钱”系“神器镇卢谦”之误译。杨英《先王实录》记，“守罗星塔护卫前镇陈斌、
神器镇卢谦俱被获逮去，不屈，杀之”（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碧笙校注本第一六○
页）。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记：“陈斌等死守罗星塔待援。总兵施琅遣人招斌。斌率
卢谦等剃发投诚，全师至福州。泰（指李率泰）令大厅按册内花名领赏，五人一队，从东
辕门入，由西辕门出，即收其器械，枭首千有余人，斩讫，方收斌与谦等并杀之。”（见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三七—一三八页）。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
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三十一页）记施琅招降陈斌等后有小注云：“后说李率泰尽杀之南台
桥，凡五百余人。”被杀降兵数当以满文档案为准。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及卷十六，中华书局排印本，第五九六页及第六一八页
。
② 同上书，卷十八，见排印本第六九二页。
① 引自许浩基编《郑延平年谱》。读者可参考杨彦杰撰《郑成功封爵新考》，收入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三一八—三三四页，
此论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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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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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第二十五章 李定国的两次进军广东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0:14 星期四)
第一节 1653年李定国广东肇庆之役
在广西桂林、湖南衡州大捷之后，孙可望出于妒嫉心理，竭力限制李定国部的发展，甚至
设计加以谋害。在这种情况下，李定国被迫改变战略方向，决定由广西向广东进军。这样
，既可以避免同驻守在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孙可望发生摩擦，又可以指望与福建厦门一带的
郑成功部和广东抗清义师配合。我们已经指出，就总体而言南明的军事力量并不像历来史
家想象的那么弱，只是由于无穷无尽的内讧削弱、抵消了自身的实力，大批将领倒戈投降
，为清廷征服自己的同胞效力；即便矢志抗清，又往往各自为战，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有权
威的统一指挥中心，不能相互支援，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孙可望一度改变了这
种局面，抗清运动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可惜好景不长，孙可望的跋扈自雄导致以原
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力量分裂。李定国不愧是南明最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始终以反
清复明为己任，还用卓越的战略眼光分析全局。同孙可望并力恢复湖广然后东进的计划既
不可能实现，就转而另辟
蹊径，联络郑成功共图复兴大业。他的战略意图是，同郑成功会师，首先收复广东，进而
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如果这一计划实现，拥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将控
制整个江南，然后分路向北推进，全国形势将大为改观。然而，这一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很
大程度上要看郑成功的态度。
关于李定国同郑成功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成果，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加上史料的
缺乏和混乱，似难取得一致意见。参考各种史籍，也许可以说李定国更多地从抗清大局出
发，而郑成功却往往把自己经营的闽海利益置于首位。事实上李定国在衡阳战役后，完全
可以凭借本部兵力控制广西全境，威福自操，犯不上苦口婆心地乞援于郑氏。他在率部退
入广西以后，一面委曲求全地防止同孙可望完全决裂，一面积极部署东征，希望得到郑成
功的全力支持，完全是以大局为重。《台湾外纪》记载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郑成功在
海澄县接见周全斌时间以恢复进兵之策。周全斌回答道：“若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
，必当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
是为上策。奈金声桓、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今且固
守各岛，上距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
后举兵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郑成功大
加赞赏说：“此诚妙论！”①周全斌的意思是把勤王为宗旨，同孙可望、李定国会兵广东
然后北进为上策，只是在李成栋败亡以后东西联络不易，才就闽海地区形势提出眼前的作
战方案。郑成功欣赏的仅限于后一部分。就在这年年底，李定国决策东攻广东，对郑成功
寄于厚望。然而，郑成功志不在此，一味迁延应付。他既不是看不到周全斌建议会合孙、
李，连■粤东是复兴南明的上策，更不是鉴于李成栋的败亡，不敢同广东清军作战，而是
担心会师广东之后，他的割据自雄的局面将难以维持下去。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了
许多次李定国和郑成功书信往来的事实，只是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年月错乱，给研究者带
来很大困难。其中一件写于1653年（顺治十年）的信件，是定国进攻肇庆尚未败退之时要
求郑成功出兵相助的：“公诚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长，则五羊（指广州）赤海，伫睹扬帆
，半壁长城，中心是贶。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纪，而云台香字，千载传流，国姓不预，
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①信中有一句话很值得
注意：“知公畴昔之愆期，若有俟不谷今兹之少选，诚有待也。”表明定国在发动肇庆战
役以前已经同郑成功约定了会师广东的作战计划。
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二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占领战略要地梧州，
②接着师出广东。三月十四日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③同月二十五日进抵肇庆城下
。次日，定国亲临肇庆城外，指挥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强攻，同时分兵占领四会、广宁
①。李定国大军入粤，使两广地区的抗清力量受到鼓舞，纷纷起而响应，配合作战。如，
广西岑溪的宋国相、韦应登部出攻广东罗定、东安、西宁；广东沿海的抗清义师派出战船
二百余艘由新会、顺德境内河流直入九江口，“伪爵镇周金汤、叶标、施尚义、熊朝佐、
王翰、邓耀等兵称数万”②；韶州清远山中的抗清力量也派使者同李定国联系，准备由从
化县南攻广州。特别是镇守广东东部与福建接境的潮州总兵郝尚久也再次竖起反清复明的
旗帜。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成栋反正，1650年叛投清方。他自以为在广州杜
永和等未下之时先行降清，又有击退郑成功军之功，会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可是，事与愿
违，清朝当局对他的反复无常和桀骜不驯早已心怀戒意。1652年（顺治九年）八月，清政
府决定派南赣副将刘伯禄接任潮州总兵③，调郝尚久为广东水师副将，不仅剥夺了他的兵
权和地盘，官职也降了一级。郝尚久拒不遵调，已有一触即发之势。二月间，郝尚久就开
始了反清的准备工作，清分巡岭东道陆振芬密报，“近尚久深沟高垒，调集四面土官，勾
引郑寇入潮阳、揭阳二县”④。李定国攻入广东的消息传来，郝尚久认为时机已到，立即
起而响应。三月二十二日，他公开反清，“自称新泰侯，改元永历七年”，“勒令全城割
辫裹网”。清巡道陆振芬、潮州知府薛信辰以及普宁、澄海、揭阳、饶平等县的知县都被
拘捕①。郝尚久任命李信为潮州知府，还委任了其他地方官员②，并且派使者同李定国取
得联系。这样，广州地区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等就处于东、西交困的被动地
位。但郝尚久兵力有限，东面受到相邻的福建漳州清军牵制；西面惠州总兵黄应杰又效忠
于清朝，隔断了郝军西进广州的去路；清总兵吴六奇驻兵于大埔、镇平（今广东蕉岭县）
、程乡（今广东梅县），从北面威胁着潮州。因此，郝尚久凭借本部兵力同李定国会师恢
复广东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李定国一样事先派出密使请郑成功出兵，只要郑成功践约遣主
力西上，广州清军势难两顾，东西合击收复全粤颇有把握。郑成功的按兵不动，使这一计
划无从实现。
肇庆战役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李定国亲自指挥部队架梯攻城。清肇庆总兵许尔显据城顽
抗，抽调一批精兵用绳索缒下城外，反击攻城之兵，夺得攻城用的梯子一百多架。李定国
见强攻无效，改用挖掘地道透入城中的战术，命令将士用布袋盛土堆积为墙，栽木成栅，
辅以挨牌作掩护，利用鸟枪狙击清军，暗中组织人力开挖地道。许尔显察觉了明军的意图
，就在城内挖掘一道同城墙平行的深沟，准备李部士卒开挖的地道一旦透入城内即可及时
发觉，在深沟地道中展开肉搏战。由于李军势大，许尔显虽竭力防御，但难以持久，迫不
及待地向广州呼吁急派援兵。
坐镇广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深知局势危险，他分析了四面之敌，说道：“余无足虑者，破
李定国即自相解散耳！”于是，他亲自率领平南、靖南（耿继茂）两藩主力赶赴肇庆①。
到达肇庆后，尚可喜登上城墙仔细观察了双方战守形势，对部下将领说：“吾所忧乃不在
此。”意思是肇庆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他带领的广东清军主力到达之后，双方兵力对比
悬殊的局面也已经改变，李定国军攻下该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广州清军主力既然调到
了肇庆，万一李定国派人同潮州郝尚久联络，命郝部破釜沉舟趁虚西攻广州，那么，他就
将在肇庆重蹈孔友德桂林之战的覆辙。因此，他通知留守广州的耿继茂派出铁骑扼守三水
县西南面的木棉头渡口，切断李定国同郝尚久之间的联系通道。耿兵到达指定位置后，果
然遇到李定国遣往潮州联络的一支小部队，清军乘这支李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起攻击，
格杀数百人，挫败了李定国的战略意图。尚可喜解除了后顾之忧，即着手全力对付李定国
军。四月初八日，他下令从东、西炮台各凿一侧门，出其不意地冲出城外夺取李军所挖地
道。为了鼓舞士气，他高悬赏格：“有能出城夺贼地道者，人赏银五十两。”①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清军士卒拼死卖命，蜂拥向前。尽管李军“炮火如雨”，清军以挨牌遮挡头
部，持刀奋进，夺取了李军的地道口，随即放火熏燎地道内隐藏的李军，死者不知其数。
李定国被迫离城五里下营。尚可喜初战得胜，趁明军立足未稳之际，派主力由西、南两门
出攻李定国设在龙顶冈的营垒。鉴于李军作战时用长幅布缠头、棉被遮身，刀箭难以奏效
，尚可喜给士卒配备了一丈五尺长的挠钩长枪，终于突破了李军阵地。
李定国强攻肇庆既被击退，原寄希望的郑成功、郝尚久军又杳无消息，他审时度势决定主
动撤回广西。第一次进攻广东的战役就此结束。按清方记载，李定国在肇庆战役中虽然未
能得手，兵员损失并不多，每次战败捐躯者都只有几百人。值得注意的是，尚可喜、耿继
茂在李定国开始进攻肇庆时胆战心惊，惟恐落到孔有德的下场，向清廷请派援兵。五月，
清廷命驻防江宁昂邦章京哈哈木为靖南将军与梅勒章京噶来道噶率军往广东增援②。援军
到达时，肇庆战役早已结束，遂转用于镇压潮州郝尚久部。
郝尚久获悉李定国兵败西撤后，自知力薄势单，急忙派使者请郑成功出兵相救。可是，郑
成功的行动却颇为微妙。这年五月他在海澄、厦门地区击败清固山额真金砺的进攻，召集
诸将议曰：“金酋杀败班回，必有一番说话，虎不足虑矣。我欲兴问罪之师于潮、揭（阳
），一则使郝尚久不敢据郡归清，二则鸥汀逆寨屡截粮□，应当扫平也。”六月，成功“
督师南下，先攻鸥汀逆寨”，结果因鸥汀寨建筑在水田当中，“雨田泥深，攻打又难”，
未能得手。“姑抽回入揭征助行粮，并移谕郝尚久令其固守城池，不可悖叛归清”。七月
，郑成功所统主力驻于揭阳，“征输行粮，各寨乐输”。八月，他就返回厦门了。这段时
间正是郝尚久生死存亡之际，郑成功亲统大军进入潮州府境，筹集了粮食之后就扬帆满载
而归，给郝尚久的只是一纸带有命令口气的空文。八月十三日，清靖南王耿继茂、靖南将
军哈哈木和奉调来援的南赣兵孔国治部一千七百名在收取了潮州府属各县后包围了府城①
。经过一个月的拚死搏战，清军终于在九月十四日夜攻陷潮州，郝尚久和他的儿子郝尧自
杀②。清军“屠城，斩杀无算”③。有的史籍记载，郑成功曾派兵援郝，如阮旻锡云：“
八月，赐姓回厦门。九月，清兵攻潮州，郝尚久求援，遣陈六御率兵援之。尚久疑，不敢
开城纳兵。未几，城破，尚久死，六御乃引还。”④江日升所记情节颇有出入，“陈六御
舟师甫至南澳，闻潮已破，不敢进援而返”①，这很可能是为郑成功见死不救进行开脱。
郑成功驻师揭阳时与潮州府城接壤，若有同郝尚久合力迎击广东清军之意，何必在关键时
刻撤回福建。杨英虽未明言成功在八月间匆忙返回厦门的原因，但紧接着叙述李德、周继
武持郑芝龙手书到，同月成功即“令李德星驰赴京回报”②。可见，郑成功的撤兵回厦主
要原因是耽心救“明新泰侯”将影响和谈。派陈六御援潮州不过是一种姿态，在成功麾下
陈六御只是二等将领（北镇），兵力根本不足以挽救郝尚久的覆败。潮州一府是郑军粮食
的主要补给基地，郑成功受制于和谈，只顾眼前捞一把，而缺乏长远之计，这多少反映了
他动摇于明、清之间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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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
① 《先王实录》第八十四页。按：杨英把这封信记载于永历八年（1654），更奇怪的是
放在李定国另一封迎永历帝入滇后写的信件之后。杨英作为当事人恐不至于这样粗疏，有
可能是故意颠倒信件前后次序，借此掩盖“藩主”对永历朝廷的真实态度。
② 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十八《外传纪事下·本朝》。
③ 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
① 《虔南奏议》卷六；《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九三页，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平南王、靖南王
揭帖引雷州副将先启玉语。
③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七，顺治九年八月升南赣副将刘伯禄为广东潮州总兵官。
④ 《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五○—一五四页《广东巡抚揭帖》残件。
① 同上。按，郝尚久随李成栋反清后，受封新泰伯；永历四年（1650）加封新泰侯，见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戴笠《行在阳秋》卷下记郝尚久反清后自称“复明将军”，疑
误。反清时间，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于顺治十年四月；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十三记于六月乙未朔，云“大清潮州守将郝尚久叛降郑成功”，均误。
② 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行在阳秋》卷下记：郝尚久“自称复明将军，挟诸乡绅
入城，尽反清所署官属。愿从者仍与原衔，不愿者拘留之，惟教官以下听。下各邑追印，
多挟印去，空城以待。惟龙溪知县焦某举城旧之。”
①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参见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
①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② 清廷敕稿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40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
① 胡有升《镇虔奏疏》卷下《题陈标将随征恢潮功绩恳恩优叙疏》。
② 顺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靖南王耿继茂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0号。同
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一五页。参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
五○—一五四页《广东巡抚残揭帖》；《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③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附兵燹》。按，该书记清军攻陷潮州在九月
十三日夜。
④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① 《台湾外纪》卷三。
② 《先王实录》排印本，第六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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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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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二节 1654年李定国广东新会之战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0:36 星期四)
李定国在肇庆战役失利后，并没有气馁。他正确地总结了第一次入粤作战的经验教训，肯
定东、西夹攻，恢复广东是南明中兴的最佳战略。上年的受挫关键在于郑成功迎战金砺部
清军，无暇西顾。因此，他在酝酿再度发动广东战役之时，多次派使者前往厦门同郑成功
联络，详尽商讨了战役部署和出兵时间。
就当时形势而言，李定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首先，夺取广东将大大改变南明的地位，
孙可望、李定国控制的云、贵、广西，以原大顺军刘体纯、李来亨等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控
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张煌言控制的闽、浙沿海岛屿，都是生产比较落后，财赋收
入不多、人才较为缺乏的地方，在明朝末年广东一省的财赋大约相当于广西的十倍，文化
发展水准也是云、贵、桂三省所不能比拟的，换句话说，收复广东对改善南明的物资、人
才的匮乏状态将起重要作用。李、郑会师若能实现，西南和东南就将联成一片，不仅将改
变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而且将为第二步收复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础。其
次，李定国的联合郑成功恢复广东就可能性而言几乎是稳操胜券的。1653年尚可喜、耿继
茂等击败李定国、郝尚久后，靖南将军哈哈木所统满洲援军于十月十五日班师回京①，广
东驻防清军相当单薄。尚、耿耽惊受怕，联名向清廷诉苦，说可喜部下兵卒仅二千五百名
，继茂部下仅二千三百名，加上绿营兵也不过二万之众，“各处征战不无损伤，难以招募
，顶补率皆南人，皆游荡之辈，俱非经战之辈。连年西贼（指李定国军）鸱张，兼土寇四
处窃发，兵力多不可恃”。他们请求清廷抽调蒙古兵员三千发来广东助战。清帝交议政王
、内大臣会议，答复是“边外投顺蒙古各有部长，不便调发，应请敕兵部自今以后凡外省
解到蒙古，不得仍送理藩院，但查照送到数目，平分咨送两王入伍效用”。这无异是一纸
空文，经顺治帝核准后下达②。这一文献证明清朝两广总兵力（连同广西原孔有德藩下兵
将）不超过三万人，何况“经战之辈”不多，心怀观望者不少。南明可以投入广东的军事
力量要强大得多，李定国部约为四五万人，其中许多将士参加过桂林、衡州战役，既富作
战经验，也无畏清若虎的心理压力，足以为入广作战的主力。郑成功自称兵员数十万，可
能有所夸张，但在十万以上殆无可疑，拥有大小战舰船只上千艘，机动性很强，如果他肯
派主力西征，李、郑联军对广东清军无论在兵员数量上，还是在军士素质、器械装备上都
占压倒优势。此外，清政府在广东的统治并不稳固，尚可喜、耿继茂吸取了孔有德分兵镇
守导致覆亡的教训，两藩兵力全部集中于广州，其他各府、州则由绿营兵驻守。因此，广
东许多地方的拥明义师还相当活跃，他们凭借海岛、港湾、山区等有利地势坚持抗清。例
如，在钦州、廉州（今属广西）有邓耀、朱统■、周腾凤、张孝起等部，邓耀自顺治七年
正月起驻兵钦州的龙门岛（今广西龙门县），这里“东界合浦，西界交阯，为钦、廉门户
，群山错落七十有二，钦江诸水随山而转，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径而注于海”，①形势异
常险要。明宁藩镇国将军朱统■、海北道周腾凤和高、雷、廉、琼四府巡抚张孝起也来到
廉州地区同邓耀相呼应，永历帝因此授予邓耀靖氛将军封号。在广东高州府石城县（今广
东廉江县）有永历朝廷所封漳平伯周金汤部驻守。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南面海陵岛有李常
荣部；恩平县一带有虎贲将军王兴部。在广州府台山县南海中的上川山、下川山两岛中有
凌海将军陈奇策部。这些抗清武装实力虽不雄厚，地域比较分散，但一般都接受永历朝廷
大学士郭之奇和两广总督连城璧的节制，他们熟悉当地情况，有的还拥有舟师，对于配合
大军作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由于他们兵力较弱，在强敌之下竭蹶图存，迫切
希望南明大军入广，借以摆脱困境。第三，还必须注意到明、清双方争夺广东在后援兵力
上的差异。明方除原在广东的义师不必说，定国和成功的大军都与广东接境，主力可以在
短期内集结，后方支援也比较容易；清方正好相反，清兵赴援往返动辄数月，像1653年肇
庆之役，尚、耿紧急呼救，三月明军已败，五月清廷才令江宁驻防满军赴援，抵粤时只赶
上收拾残局。李定国致郑成功的信中谆谆劝告万勿“愆期”，原因正在于利用清方增援困
难，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一举拿下广东全省。
以上说明了李定国用兵广东的正确。南明复兴的希望在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取
决于孙、李合作全歼湖南屯齐所统清军，由于可望妒贤忌能坐失良机；这以后的可能性就
是李、郑会师收复广东和东西会师长江收取江南（见下述）。此机一失，南明再无复兴之
望。用兵如弈棋，关键一着失误，全盘皆输。李定国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他
的高瞻远瞩，实在是同时诸雄根本无法比拟的。李定国为实现这一重大战略方针呕心沥血
，作了极其周密的部署。早在1653年（顺治十年）九月，即李定国在广东肇庆受挫回师广
西五个月之后，永历朝廷就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前往广东，向两广总督连
城璧宣谕“藩臣定国，戮力效忠，誓复旧疆”，即将进军广东，命连城璧联络广东义师准
备接应。1654年正月连城璧回奏他接到敕书后“亲诣镇臣王兴营，与之点算军实，收合勇
壮；知会镇臣陈奇策，罗全斌等及各股官、义头目，面定要约，以三月初二水陆毕会，以
待王师。众皆踊跃，又是一番朝气矣”①。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连城璧疏中提到的三月初
二会师日期，后来定国大军入粤正是在三月初二日占领高州，证明至少在半年以前李定国
就已经作出了第二次进军广东的具体计划。定国进兵广东主要寄希望于郑成功率领主力来
会，以收东西夹击之效。既然把会师日期早在半年以前就通知了连城璧预作准备，绝不可
能不通知郑成功。由于南明文书大量被销毁和杨英等郑系官员记载“藩主”事迹多有讳忌
，导致李、郑信使往来的准确情况难以弄清。但是不应忘记广东义师多在海滨、岛屿，同
郑成功一样拥有舟师，海上联络并不困难。定国在1654年致成功的一件书信中说“遣使帆
海，……拟阅月可得旋”②，前此已多次通使，说明一个月左右使者即可往返，若仅以朝
命调兵，仅需半月。定国信内摘引成功来书中语常不见《先王实录》等书，足知杨英等有
难言之隐。总之，李定国广东战役方案可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郑成功的主
力，来与不来，大致决定广东战役的成败，更与南明能否复兴直接相关。
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二月，李定国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其中有��兵数千
），配备了大象和铳炮，南下横州（今广西横县），经广东灵山（今属广西）攻廉州府（
今广西合浦），清总兵郭虎逃走。定国军至高州（今广东茂名市），清高州守将张月和平
南王藩下副将陈武、李之珍督兵至石城青头营扼守，被明军击败，李之珍逃往电白县，张
月遣使者迎降，陈武被砍死，高州遂为明军占领①。接着，清雷州总兵先启玉也以城归降
。高、雷既定，李定国在三月初三日亲至高州，广东各处义师群起响应；清平、靖二藩和
督抚标兵不敢迎战，集中兵力防守广州地区，向清廷紧急呼救。李定国一面派使者前往厦
门再次督促郑成功率主力来粤，他考虑到郑军在水上的优势，从海道来助可以不受潮州、
惠州清军的阻击，因此确定两军会师地点为广州南面的新会。同时他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
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发。定国未能亲统大军东征，是因为他在四月间患病，直到八月
间才治愈②。主帅没有亲临前线，缺乏坚强的指挥核心；郑成功又未能按期出兵，新会战
役的前一阶段自然难以奏捷。据清方报告，定国部署的新会战役从六月二十九日开始，“
老本贼（即定国所遣本部兵马）约有一千余，皆有盔甲，马约二百余匹，象二只。余贼皆
系绣花针（王兴绰号）及各处土寇”①。定国在养病期间仍积极作大战准备，一方面在高
州地区筹集粮饷和作战物资，《高州府志》云：“定国入高州，改旧府署僭营王殿，重征
叠派，每米一石纳扉、履及铅、铁等物，民甚苦之”②。定国以高州府署为住所当系事实
，但说他“营”建王殿，似乎在大兴土木，则显为诬蔑之词，因为定国志在复广再图进取
，不可能有久居高州之意。从征派的物资看，门扇为盾牌之用、鞋为军士所需，铅、铁乃
制造兵器必备之物。另一方面，定国在四月间和大约八月间一再派使者赴厦门催促郑成功
出兵，要求成功告知准确师期，以便发起决战。杨英书中收录的定国致成功信是一分极其
重要的文件，书曰：
孟夏（四月）遣使帆海，诣钤阁，悉机务，并候兴居，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
壁。今差员李景至，始知前此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谷驻师高、凉，秣励养锐
，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盖不欲俾虏有只蹄□遁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
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爰遣水陆二师，齐发新（兴）
、肇（庆），托祉有初，两见成绩。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指清两广总督李率泰）于端
水（即肇庆）。而会城两虏（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
兹不谷已驻兴邑（指广东新兴县），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糗攸资
，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
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
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关切。至于粤东水师官兵抗虏、降虏者，莫不密遣告劳。然详所
举止，多伦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惟
贵爵为宣此意，以怂恿各部，则五等上下，庶知国恩祗报在兹，而不谓不谷之功罪可混也
。至援虏之来，向亦各闻其概，然通盘策虏，再无敬谨（指被李军击毙的清敬谨亲王尼堪
）之强且精者，今安在哉！诚来，当尽缚以报知己。其楚、豫之间，侦使频繁，大略粤事
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指明定西侯张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
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
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指新会）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诚，云台虚左
，不谷实厚冀于公也。暂复，不备。①
这封信说明，李定国三月间挥师入粤，占领高州府属之后，没有得到郑成功出兵夹攻的消
息，故在四月再派使者致书成功，商谈会兵“机务”，由于军事紧急，李定国原定一月之
内回报。使者到达厦门时，由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议”，惟恐定国使者返回后洩漏消息
，将来使稽留于厦门，拖了一段时间才派李景携来书信复命。郑成功的回信未见，但从定
国的信中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一为声称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①二是应允遣水
、陆师入广攻潮、惠，似乎连出师日期也未坦诚相告。②郑成功的态度模棱，说明他无意
于同定国会师。李定国对此深表不满，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惟侯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
，以成合击”，不啻望眼欲穿。从四月等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才姗姗迟来，带来的意见
又含糊其辞。所以，定国在信中透彻地分析了战局态势，指出攻克广东全局皆活，福建、
浙江、南直隶（指江苏、安徽）可势如破竹，从此中兴有望，这是就战略而言。从战役而
言，恢复广东关键在于攻克新会，即所说“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不谷之意，欲就
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但新会地区水道纵横，是广州南面重
镇，定国虽有广东义师水军接应，却没有把握在该地击溃广东清军，乘势攻克广州，只要
成功率主力相助，即可大功告成。定国信中有时婉转、有时直接地批评了郑成功，如说自
己接永历帝敕书后，“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暗示成功不应虚戴永历名号，不
以君命为意；说粤东义军水师“多伦观望”，并不是事实，而是隐喻成功。至于“所谓张
侯爵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
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直截了当地指责郑成功自诩之功绩对复明大业无足轻重。以当
时二人的关系和习惯用语而言，定国的急于会师，解除成功的犹豫和借口，可说是情见于
词了。在这封信发出后，定国仍不放心，又以极其恳切的言语写了一篇短笺：“圣跸艰危
，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
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甚（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
，恐无济于机宜矣。”①应该承认，李定国在信中把会师的战略意义、会师地点和日期都
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同时也可看出他对郑成功虽寄于厚望，但已经估计到对方缺乏诚意，
准备孤注一掷了。
新会战役从六月开始一直打到十二月中旬，长达半年之久。清平南王尚可喜也看出新会的
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在五月间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率部入城
协助防守②。六月至九月的攻城，是李定国派部将吴子圣等会合广东义师进行的。八月间
，陈奇策带领所部水师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不
仅控制了广州地区的出海口，也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尚可喜、耿继茂见形势危
急，亲自带领官兵于九月十二日前往江门，加强广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务，但仍不敢同李定
国主力决战①。十月初三日起，李定国亲统大军号称二十万猛攻新会②。明军先后采取挖
掘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濠等战术进行强攻，都因守城清军负隅顽抗，未能得手。十一
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再次统兵从广州来援，却顿兵于三水，等待清
廷所遣满洲军队。
新会被围困日久，粮食告罄，城中清军竟然屠杀居民为食。《新会县志》记载：“而围城
之内，自五月防兵一至，悉处民舍，官给月粮，为其私有；日用供需，责之居停。贫民日
设酒馔饷兵，办刍豆饷马，少不丰赡，鞭挞随之，仍以糗粮不给为辞，搜粟民家，子女玉
帛，恣其卷掠。自是民皆绝食，掘鼠罗雀，食及浮萍草履。至腊月初，兵又略人为�腊，
残骼委地，不啻万余。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李炅登等皆为砧上肉
。知县黄之正莫敢谁何，抚膺大恸而已。十有四日，援兵解围，城中马有余粟，兵有遗粮
，所遗民鸡骨不支。督院李率泰慰将士，存恤百姓，为之流涕曰：‘诸将虽有全城之功，
亦有肝人之罪。此诸将所以自损其功也。’而悍卒不顾，犹勒城中子女质取金帛；不能办
者尽俘以去。李督院数为力言，始覈一二还民；至于靖藩所掠，概留不遣。盖自被围半载
，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①
十二月初十日，清廷委派的靖南将军朱马喇等率满、汉兵长途跋涉到达三洲时，新会已危
在旦夕。朱马喇部休整三天后，即在十四日会同平、靖二藩军队在新会城外向明军发起总
攻，经过四天激烈战斗，到十八日定国的军队抵敌不住，全线溃败②。清军趁胜追击，李
定国所统明军主力在二十四日退到高州，二十六日晨撤回广西③；留部将靳统武领兵数千
镇守罗定州（今广东省罗定县），阻滞清军，到次年正月也被迫撤回广西④。明军收复的
广东州县和部分广西地方重新沦入清方之手。李定国精心筹画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
完全失败，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力量和机会进入广东了，南明复兴的希望从此化作泡影。
总结李定国两次入粤之战，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广东清军主力当时全部集中在广州，
定国的用兵不是直攻该城，而是把广州南面近海的新会选择为主攻方向，证明他始终盼望
郑成功海上之师能够在决战之前到达，东西会合，兵力和士气倍增，广东的局势必将大为
改观，可以稳操胜券。无奈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味拖延，空言应付，致使定国所云“许大
机宜”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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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顺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靖南王耿继茂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0号。
② 顺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为请给蒙古兵以奠岩疆事”题本
，见《明清档案》第二十册，A20—79号。
① 九龙真逸《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邓耀传》。
①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甲午正月十三日疏》。
② 《先王实录》排印本，第八十一页。
① 李定国到达高州的时间据嘉庆二十四年《茂名县志》卷十九《杂记》载：“甲午三月
初三日，定国率本部人马由柳州而来。”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上云：“三月二日到高
。”光绪十四年《化州志》卷十二《前事略》记：“十一年甲午春三月，伪安西王李定国
破廉州，自石城至化州高州皆陷。”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纪》作“十一年春二
月，西寇李定国入高州”。顺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清靖南王、平南王揭帖中说：“西贼
（二月）二十九日至石城，郭总兵打仗败回。（三月）初一日一股至化州，……初三日复
差人打探得张月宰牛备办，差人迎贼入城。”又据逃出兵丁报告，“高州府衙门改造王殿
，张月仍封博兴侯，后发敕印与他又是都督同知衔。张月说琼州（今海南省）一方在我，
等语”。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二页。
② 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上。
① 顺治十一年八月清广东巡抚李栖凤为塘报西逆情形事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六辑，第二四五页。
② 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纪》。嘉庆二十四年《茂名县志》卷十九《杂记》云
：“高州一郡定国拱手得之，以所亲幸之人委理茂名县事，重征科派，每米一石纳兵鞋五
双，及觔角铅铁等物以为战具。分遣兵厮下乡催纳，名为管庄。又督征工匠木料，改府署
为王殿，设文武官员，俯伏朝请，俨然夜郎矣。”
① 杨英《先王实录》。
① 郑成功为掩盖自己按兵不动，常以原鲁监国将领张名振统师入长江作为借口，见前引
定国信及下节。
② 定国信中云：“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
为限。”语气显然是定国的意思，以前释为成功所定水、陆进兵计划，不妥。
① 杨英《先王实录》。
②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乾隆六年《新会县志》卷二《编年》。
①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平南王揭帖云：“顺治十一年九月内伪安西李定国遣贼将吴子
圣攻围新会、高明之时，爵原同靖南王臣耿于九月十二日一齐亲统官兵起行，至十七日抵
江门，爵等上岸解围，旋授高明，爵自亲身督阵，擒获贼帅武君禧等一十六员”，见《明
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一七页。
② 乾隆六年《新会县志》卷二《编年》作十月初四日，此处据《平南王元功垂范》。
① 乾隆六年《新会县志》卷二《编年》。
② 以上时日均据《平南王元功垂范》。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纪》云：“冬十
月，定国亲至督战。十八日，将军朱马喇统领满汉兵协同平、靖两藩与定国战于河头，用
火箭破其象阵（原注：定国军中有象十二头），定国大败，遁去。结筏而渡，奔回广西。
”顺治十二年五月两广总督李率泰报：“去年十二月在于新会获象十三只”，见《明清史
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六五页。
③ 嘉庆二十四年《茂名县志》卷十九《杂记》。
④ 顺治十二年二月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五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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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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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三节 郑成功与李定国关系之分析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0:55 星期四)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
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
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
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
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
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
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
、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
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
，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
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
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①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
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清廷多次招抚（
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
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
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
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
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
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
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
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
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
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
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
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
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
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
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
，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
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
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
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
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
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
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
，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
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
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
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
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
，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
”，真可谓语重心长。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
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①。然
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
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
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
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
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
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
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
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
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①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
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
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
肯亲自统军西上呢？惟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
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
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
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
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
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
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
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
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
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
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
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
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
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
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
无实际作战之心。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
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
）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①。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
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
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
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
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
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
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
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
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
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
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①。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
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
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
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
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
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
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
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
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
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
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
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
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
，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
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
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
“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
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
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
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
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
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
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①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
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
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
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
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
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
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
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
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
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
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
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
，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
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
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
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
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
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
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
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①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
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
会，收前此未济之功”②。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
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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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前引杨英《先王实录》。
① 《先王实录》。
① 《先王实录》。
①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率泰为紧急塘报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
料选译》第五十九一六十二页。
①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广东巡抚李栖凤“为闽贼水陆并举、惠潮情势孔亟，仰祈圣
鉴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七十三—七十六页。
① 夏琳《闽海纪要》。
①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乙未六月疏》。
② 同上书，卷一《丙申七月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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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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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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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
舟山失守以后，鲁监国朱以海南下福建厦门。当时，部下的兵将还相当不少。郑成功把鲁
监国的兵败来会，看成是建立自己独霸东南沿海局面的良机。邵廷寀记载：“郑芝龙之北
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①这件事
可靠程度如何，姑不置论，但郑成功自从起兵以来基本上是按照郑芝龙的路子走的，即以
闽海为根据地，对浙江以北、广东以西沿海武装不管是属明还是属清，一概视作异己力量
，千方百计加以兼并。
鲁监国政权既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基地，飘泊无所，粮饷无源，客观上形成投奔郑成功的
势态。这样，在鲁监国的文官武将中就出现了分化，有的转入郑成功部下，如闽安侯周瑞
等人；有的则以寓客自居；定西侯张名振和监军张煌言始终只愿同郑成功保持同盟关系。
这在以永历为“共主”的大前提下，自然是说得过去的。实际上双方的隔阂以至疑惧在许
多史籍中都有蛛丝马迹可寻。史载张名振“至厦门见延平王郑成功，成功大言曰：‘汝为
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兴大业。’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济则
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曰：‘方寸何据？’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
示之，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成功见之愕然，悔谢曰：‘久仰老将军
声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历年谤书盈箧。名振立命火之。于是待名振以上宾，行交拜
礼，总制诸军”①。这个记载只是反映了郑成功和他的部将对张名振的猜忌，以至于“谤
书盈箧”，而说郑成功让张名振“总制诸军”则不符合事实。亲郑文人记载郑成功命张名
振管水师前军②，意思是把张名振变成郑军部将。以恢复明朝为己任的张名振当然不愿屈
从郑氏。正是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张名振、张煌言决定率军北上，凭借自己的实力（即
原鲁监国的军队）开辟抗清斗争的新局面。
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八月，张名振和监军兵部侍郎张煌言带领五六百艘战船向
北进发，来到长江口的崇明一带沙洲。崇明城中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被围长达八
个月。张部明军以崇明和附近沙洲为基地，如清方一分档案中所说：“筑圩耕种，近城十
里之外，贼众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饥馑难支。为我用者恹恹待毙，为贼用者欣欣向荣。
”“崇明产米之乡皆在平洋山前东、西阜沙，今被贼踞。”①张名振部明军的进驻崇明沙
洲只是为长江战役作准备，并不意味着已经进入长江。正如清朝兵部题本中所说：“若夫
苏属之有崇明，犹浙属之有舟山也，俱孤悬海外，弹丸独峙，……”②次年（1654，顺治
十一年，永历八年），张军三次进入长江作战，这就是有名的“三入长江”之役。
关于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在南明史籍中记载最为混乱，连年月也众说纷纭。近人许浩
基在所撰《郑延平年谱》中“永历七年癸巳三月张名振、张煌言请师之长江”条下特别加
上按语，说：
名振与煌言凡三入长江，而未知初入长江为何年？又不知题诗祭陵为何年？各书纪载纷歧
，莫知所据。《鲁春秋》、《东南纪事》俱作壬辰（1652）；《海东逸史》作癸巳（1653
）；《小腆纪年》作癸巳初入长江，而甲午（1654）题诗祭陵；《台湾外纪》、《海上见
闻录》亦作癸巳，而未言祭陵事；《南疆逸史》、《明季南略》则俱作甲午。尤有不可解
者，全氏（指全祖望）撰苍水碑云，癸巳冬入吴淞，明年军于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
遥祭孝陵。甲午再入长江。盖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书明年，下复系甲午，误甚。谢山
犹恍惚其词，后人更难推测矣。①
依据清朝档案，参之以张煌言诗文，再以当时亲身见闻者的记载补充，可以断定张名振、
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都在甲午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但其第三次在十
二月，按公历推算已至1655年）。经过情形如下：
1653年（顺治十年）秋，张名振、张煌言统军乘船由福建北上，九月到达长江口。这在清
方档案中有准确记载，是年九月海上明师“联■突入黄浦港口”，当地百姓纷纷响应。清
总兵王燝致江宁巡抚周国佐手札中说：“海邑人民听其愚惑，上海之衙役挟持县令竟欲开
门揖盗。胥役人等公然包网。民心若是，内变堪虞。”又引上海知县阎绍庆的告急禀文说
：“上海皆乐贼来，全无一人守城，终日持刀向知县项下逼之通贼，知县死在须臾，皂快
为甚，等语。……”周国佐不得不亲自带领军队赶赴上海②。张名振等统率的明军屯驻于
崇明岛一带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处，安营扎寨，积极联络内地的复明势力，并没有立
即发动长江战役①。
1654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起，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等部明军乘船分批进入长
江口，冲过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面沿江重镇）、福山（与狼山隔江相对）、江阴、靖江
、孟河、杨舍、三江、■山（今镇江市境）等清军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达瓜州②。明军
在金山上岸，缴获清军防江大炮十位和火药、钱粮等物。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等带领
五百名军士登金山寺，朝东南方向遥祭明孝陵，题诗寄慨，泣下沾襟：
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
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
王师枹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
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纛龙津。
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题并书。①
张名振部海师在镇江停留了两三天②。清江南总督马国柱同驻南京的满、汉官员会商后，
紧急派提督管效忠领兵由浦口、六合增援仪真（今仪征）、瓜州；阿思哈哈番尼堪领兵由
龙潭救镇江。明军在清军到达之前，回舟东下。三月初六日，张部明军四五百号在扬州府
属吕四场登岸，击败防守清军，缴获大河营守备印③。这就是初入长江之役。
三月二十九日，张名振等率水师六百余艘再入长江，四月“初五日已至■山”，初七日乘
顺风溯流而上，过京口（镇江境内），直抵仪真①，在仪真城外江中焚毁盐船数百艘。计
六奇记：“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数复上镇江，焚小闸，至仪真，索盐商金，弗与，遂焚六
百艘而去。”②顺治十一年七月山西道御史胡来相揭帖中说：“今春镇江盐艘被焚，岸市
被掠，而财赋之区奚容致此，是防严未密，申饬不切耳。”③同年十一月初六日工科给事
中张王治在题本中说：“即如四月间，海贼直犯仪真，未能先事绸缪，遂致焚烧盐艘数百
号，折耗课赋商本数十万，迟延至今未见两淮运司设策画谋，作何补救。坐视商疲课绌，
则悠忽慨可见矣。”④清江南当局急忙调兵遣将，对深入长江的明朝海师进行袭击。张名
振等人在仪真停留的时间很短，就返航东下，撤回崇明一带的沙屿稗沙、平洋等处⑤，是
为二入长江。
五月十八日，张名振因兵、饷不足，亲自南下浙江温州买米七船，又到福建厦门面见郑成
功，要求提供兵员、火药、器械。这时他的部分兵将仍留驻于崇明一带沙屿。①郑成功答
应派忠靖伯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大船近百艘北上支援②；张名振认为不虚此行，
回舟北返。九月初六日，张名振部进抵上海县城下，清朝上海知县吓得瘫痪于地，城中百
姓喧传张军乃“王者之师”，“有执梃而阻遏官府者，有包戴网巾者，有讹言惑众者，有
恐喝官府者”③。清江宁巡抚周国佐火速领兵来援，以屠城相威胁，才稳定了上海局势。
十二月，张名振等率军乘船四百余艘溯江而上，过■山，十八日由三江营驶过焦山，直抵
南京郊外的燕子矶。清朝官员惊呼“咫尺江宁，势甚披猖”，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提督
管效忠指挥驻守南京的满、汉兵丁“奋勇截杀”，“乘胜追至三江口外，非此一举则大江
南北岌岌乎殆矣”④，可见对东南半壁震动之大。大约在这年底至次年初，张名振的舟师
才缓缓东下，退出长江①。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清朝新任江南总督马鸣珮在奏疏中写
道：“上年十二月间，贼■由海入江，十八日至朱家咀，焚掳江西粮艘，……惟是朱家咀
虽在江宁府上元县境内。……朱家咀堂奥也，镇江、瓜州门户也，今贼深入堂奥，岂能飞
越而至。”又说：“朱家咀失事乃贼入犯京口第三次也。”②这就是三入长江之役。
在考定张名振、张煌言率领海师三次进入长江的年月以后，下面可以逐节展开讨论这次战
役的战略意图和各方配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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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十《张名振传》。
①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二《张名振传》。郑达编辑的《野史无文》卷十收《张名
振传》记：乙酉年（1645）“六月初十日，名振刺‘赤心报国’四字于背，自石浦带兵三
千，合新募万人，十七日至萧山。”此文未注明作者，推测为张名振之监军金钟所撰。查
继佐《罪惟录》卷十二之下《张名振传》云，辛卯（1651）“名振既间关监国，为之乞援
国姓思明州。国姓责以无功，名振乃露背所刺‘尽忠报国’字样，矢不二。成功心动……
”沈光文《挽定西侯》诗中有“留将背字同埋土”句，注云“背上刺有‘忠心报国’四字
”，见侯中一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续编》第七十四辑）。张名振效法岳飞刺字于背，确有其事，但前二字有三种不同
记载。
② 杨英《先王实录》。
① 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残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第九十四页。
② 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七十
二页。
① 吴兴许杏霞堂刊《郑延平年谱》。许浩基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他把初入长江列在癸巳
年（顺治十年，1653）三月，并云张名振于此时至金山“题寺绝壁”；次年甲午（顺治十
一年， 1654）“正月，张名振再入长江”，至于第三次入长江则避而不谈。直到目前各
种史著对“三入长江”的时间仍然说不清楚。
② 顺治十年九月江宁巡抚周国佐“为洋寇乘势鸱张，海邑人心煽惑，微臣谨率旅亲临，
以寝邪谋，以巩地方事”揭帖，影印件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1号。
① 有的史著认为张名振部明军到达崇明沙洲就是“三入长江”的开始，这是不对的。崇
明诸沙洲位于长江出海口，明清双方都把它们看成沿海屏障，而不当作内地。如顺治三年
二月二十九日江南总督洪承畴揭帖中说：“苏州府属八州县，惟崇明县设在海外。”见《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三页。
②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为塘报海寇突犯京口等事”题本，见《郑
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七十六—七十九页；顺治十一年五月“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见
《明清档案》第十九册，A19—181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八二页
；顺治十二年三月江南总督马国柱“为沿海失事频仍等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
辑》第一一六—一二三页。
① 登金山赋诗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张名振题诗金山》条，商务印书馆版在卷十，中
华书局版在卷十六，诗末句中华本作“会看大纛祃龙津”，应从中华本。张名振题诗时间
在后记中明言“甲午孟春月”，即顺治十一年正月。同年清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题本残件
中说：“臣于本年正月二十二日据镇江副将张諴塘报，海寇船只数百只乘风上犯，傍岸而
来，到金山西马头，请发援兵策应等情。”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一九页。
清工科给事中翁自涵在顺治十一年五月揭帖中也说：“贼登金山顶横槊赋诗，假仁假义，
煽我人心。”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七九页。张煌言《张苍水集》第二编《
和定西侯张侯服留题金山原韵六首》，当系同行时所作。
② 《明季南略》中华书局版卷十六《张明正题诗金山》（明正当作名振）条记，计六奇
亲身见闻：正月“二十三日上午，予以候试江阴，因诣北门遥望，见旌旗蔽江而下，彼此
炮声霹雳，人人有惧色。”显然，这是明军回舟东下。但他在这一条里记张军正月“十三
日抵镇江，泊金山”，“二十日明正等白衣方巾登山”，次日复登山，遥祭孝陵，设醮三
日，掠辎重东下，似乎明军在金山停留长达十天，与清方档案不符。
③ 《漕运总督沈文奎残题本》，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九四页。
① 顺治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到安徽巡抚李日芃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
三七页。
②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张名振入长江兵力据清方奏报为六百余艘，计六奇写作
“千余”，估计偏高。
③ 《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九三页。张名振军在仪真焚烧盐船事在四月初旬，
胡来相大约是风闻入告，误写作“今春”。
④ 张王治《工垣谏草》下册，“为盐法关系甚重，谨陈责成之法以垂永久事”题本。此
书前有魏象枢、韩诗顺治十二年写的序，约为顺治年间刻本。
⑤ 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江宁巡抚周国佐“为贼艘入江窥漕等事”题本，见《郑成功
档案史料选辑》第九十二—九十三页；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
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四十二—四十三页。
① 张名振五月间南下浙江、福建时，清江南总督马国柱、江宁巡抚周国佐上疏“铺叙夸
张，居功自饰”。其实，清廷也知道张名振“忽尔开■南下，明有狡谋”。“逆贼仍踞稗
沙等处，应行令该督、抚、镇严加防守，……勿得稍有懈弛，致堕狡谋”。见《明清史料
》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五页，顺治十一年九月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
② 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江南总督马国柱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五十
—五十四页。
③ 姚廷舜《历年记》中，见《清代日记汇钞》。
④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二一页缺名残揭帖；同书第二二二—二二三页江南
江西总督残揭帖。按，这两个残件均无年月，但二二二页残揭帖内有“十二□十八日辰时
”，必为十二月十八日。
① 南明永历朝廷任命的“督抚浙江军务兼恢剿闽、直”右佥都御史陈璧当时正隐蔽于江
苏常熟，在《甲午五十除夕》诗中云：“未知天命将何似，莫问楼船海上军。”自注：“
是月闻海兵进京口。”甲午除夕日他只说海师进至京口，还没有得到退出长江的消息。见
《陈璧诗文残稿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排印本，第二十九页；参见鲁可藻《岭表
纪年》卷四。
② 顺治十二年五月江南总督马鸣珮残揭帖，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三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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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二节 钱谦益、姚志卓等人密谋策划会师长江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1:52 星期四)
甲午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
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
江下游和入海口。以战绩而言，即如张煌言后来所述：明军“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
仪，而徒单弱，卒鲜成功。”①清方这时还没有建立一支像样的水师，长江下游驻防兵力
又很少，只好沿江戒严，重点保卫江南重镇江宁（南京）。总督马国柱在奏疏中自称：“
但能保全无恙，便为无罪。”②实际上双方没有大的战斗。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来观察，
张名振等发动的三入长江战役颇难令人理解。明军旌旗炫耀，金鼓喧阗，几百艘战船浩浩
荡荡直入长江清方要害之区，既不攻城掠地，又不同清方派出的援军正面交锋。一年之内
，三次进入内河，一次比一次深入，又三次主动撤退，而且始终不离开长江入海口，这里
面大有隐情。清廷兵部在奏疏中说：“江南督抚各官每报贼船有数百号，每船有数百人，
如是则足有数万矣。若以数万人之力，合而击之，何坚不摧？崇明系弹丸之地，然数月不
破者，乃贼之狡谋矣。贼意如破祟明，恐江东郡邑皆以崇明为诫，披甲登城矣。且赋既至
京口，何不攻镇江？既渡瓜、仪，何不进扬州？……今贼登上金山横持斧钺作赋，以假仁
假义蛊惑人心。贼势全可拔崇明，犯镇江，劫扬州，然贼并不破城分封，与我死战。……
贼自海入江，皆张扬虚名。上起湖南，下至闽广，贼必暗中串通。”③同年江南江西总督
马国柱在破获了平一统（永历朝廷授讨虏前将军职）、阚名世（永历朝廷授威远将军职）
等人潜伏内地的复明志士后向清廷报告：“该臣□（看）得，海□（寇）跳梁，逼入内地
，若非内有奸徒暗通□（线）索，何敢狂逞至此？”①可见，清朝当局也多少察觉到复明
势力有东西联络、同时并举的战略意图。
事实上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确是由内地反清复明人士联络东西，会师长江，恢复大江南
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密谋的有原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鲁监国所封仁武伯姚志
卓、鲁监国政权都察院左都御史加督师大学士衔李之椿、兵部侍郎张仲符、明宗室朱周�
、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生员睦本等一大批复明志士。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
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的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供
出细节，牵连同志；迹象还表明仕清的部分汉族官员因各种关系而暗中加以包庇。在这种
史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只能钩稽材料尽量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应注意，内地抗清人
士的密谋活动由来已久，这里仅就同张名振、张煌言发动长江之役的关系作一点勾画。在
西南永历朝廷和东南海上水师之间搭桥的主要策划人是钱谦益和姚志卓。钱谦益的生平事
迹已有许多史家论述，姑不赘言。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鲁监国的
抗清活动，先后转战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受封为仁武伯。他的父亲姚之朔也曾参
加义举，兵败后由江西进入广西永历朝廷管辖区，同大学士方以智等人交往颇多，1649年
（顺治六年）七月病卒于广西平乐①。姚志卓兵败后潜伏于清统治区，曾经不避艰险到过
广西、贵州，同永历朝廷建立联系。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冬天，钱谦益“迎姚
志卓、朱全古祀神于其家，定入黔请命之举”。次年七月，“姚志卓入贵筑（今贵州省贵
阳市）行营（即孙可望行营），上疏安隆（即安龙，永历帝驻地）。召见，慰劳赐宴，遣
志卓东还，招集义兵海上。冢宰范鑛以朱全古万里赴义，题授仪制司主事”②。同姚志卓
一道赴黔的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派遣的生员眭本。贺王盛的座师雷跃龙当时正担任
孙可望行营的大学士；眭本的父亲眭明永在顺治二年松江抗清斗争中被杀③，贺王盛凭借
这种关系让眭本以“往云贵请讨伊父恤典”为名，建立同永历朝廷的直接联系。三月间上
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进，姚志卓惟恐耽误大事，自行前往贵州。十一月带回
永历三年敕书、孙可望劄付、檄文、大学士雷跃龙五封回信和孙可望任命贺王盛为兵部侍
郎的敕谕一道。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给贺王盛，贺王盛又“潜通海寇”，“有茅山道士张
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④。这里说的“茅山道士张充甫”实际上是明鲁监国政权的
兵部侍郎，他的名字除张充甫外文献中还有张冲甫①、张冲符、张仲符②、张中符③等不
同写法，有关他的事迹还需要进一步查考④。姚志卓自己又同钱谦益商议出资募军。钱谦
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这就是钱氏诗中注语所说：“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
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⑤史籍记载张名振、张煌言入长江时，“平原将军姚志倬、
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⑥。姚志卓
率领来会的“众”当即钱氏夫妇出资募集的兵士。钱谦益同刘孔昭在弘光朝廷中共事，到
长江战役时仍有联系。《有学集》卷五中所收《郁离公五十寿诗》，用韵和张煌言1654年
入长江时作《寿诚意伯刘复阳》相近，钱谦益诗赠刘孔昭祝寿可证明他们之间必定有来往
①。钱谦益《后秋兴三之三》诗尾句有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永历朝廷大学
士文安之是夷陵人，当时在贵州、四川一带督师，也同钱谦益有书信往还。这些事实表明
在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
介绍了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从贵州带回永历朝廷和实权人物孙可望
的大批文书，一个多月以后，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率领海师大举入江，三次进至京口，
迫近南京，时间之长，活动之频繁，都同等待上游明军主力沿江东下密切相关。初入长江
时，定西侯张名振于甲午年（1654）正月二十二日在金山寺题诗明云“予以接济秦藩，师
泊金山”。张煌言有题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诗，其中有句
云：“一诏敷天并誓师”，“已呼苍兕临流早，未审玄骖下濑迟。”②这两首诗从题目到
内容都充分说明：溯流而上的张军实际上是应诏而来的偏师，战略意图是“接济秦藩（秦
王孙可望）”由湖北、湖南东下的主力。只是由于“上游师未至”，张军徘徊终年，三度
接应均无功而返。其间，参与密谋的贺王盛、眭本等人因叛徒出卖，被清政府逮捕，壮烈
捐躯。
以钱谦益为核心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在顺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实现的。钱谦益长
期醉心于收复江南徐图北伐的计划，早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给门生瞿式耜（时
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他把
用兵比喻为弈棋，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
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
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
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
，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
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说：“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
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
转，人谋允臧。”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
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①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
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败局已定时，他还在
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②，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发动长江战役
，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
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
划还只是一种设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
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
：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
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
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
，急于回京休整。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
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
大兵班师”①，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全部不过一
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
病六七”，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发生“夺门私逃”的兵变②。湖广以下清
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
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
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
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
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
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
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他
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
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
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
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
战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件题本中大
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②那么，这
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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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煌言《北征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九二页。郑达《野史无文》卷
十三，此句作“此后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仪而归，因师旅单弱，讫鲜成绩”。
② 顺治十二年三月江南总督马国柱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二三页。
③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三
十四—三十六页。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一九页，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题本残件。
①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八《岭外稿》卷中《姚吴二君墓志铭》、《祭姚默先文
》。
② 沈佳《存信编》卷四。
③ 钱肃润《南忠纪》《教谕眭公》条云：“眭明永，号嵩年，丹阳人，补华亭学博。清
兵至，书于明伦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圣贤。’自缢未死，大骂
清兵遇害。”
④ 《明清史料》已编，第二本，第一八四—一八八页《刑部残题本》、《江南江西总督
马国柱残题本》。按，残题本中说：“与孙可望来的人姚志卓同去。”可证明姚志卓在这
以前曾经去过贵州。
① 清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顺治十一年奏报擒获“叛逆”残题本中提及“未获”人员有“
张冲甫”，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九页。
② 彭士望《耻躬堂诗钞》（咸丰二年重镌本）自序中写作张仲符，卷十六《山居感逝》
诗中写作张冲符。
③ 任光复《航海纪闻》中记载鲁监国政权中有兵部侍郎张冲符；李聿求《鲁之春秋》卷
二、卷十一作兵部侍郎张中符。
④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乙酉日历》中记乙酉年（1645）五月初六日“茅山道士张
充符过访，言大司监俱有引退者，而韩内监赞周且削发。时事可慨矣”。可见，在鲁王朱
以海监国以前张充符确为“茅山道士”，但关心时事，同南明高层人士有来往。鲁监国时
出任兵部侍郎，后仍以“茅山道士”身分潜伏清统治区进行复明活动。
⑤ 钱谦益《牧斋全集》《投笔集》、《后秋兴三之三》。姚志卓在鲁监国政权中原任平
原将军，见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后加封仁武伯。钱谦益作诗时借明人典故讳“汉”
字为兵士，“先装五百罗汉”即先募数百士卒隐语，仁武伯改称神武，也是一种遁词。按
，明代有宗室名汉，自讳其名，其子读《汉书》，讳曰读“兵士书”；其妻供十八罗汉，
讳曰“供十八罗兵士”。见谢肇淛《五杂组》。
⑥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按，是书记载于顺治十年春，略误，上引档案证明十
年十一月姚志卓才从贵州回到江苏。
① 参见《张苍水集》第一○九页。
② 张煌言《张苍水集》。
①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永历三年九月《报中兴机会疏》，疏中转报了钱谦益手书
。
② 钱谦益《投笔集》《后秋兴六之一》。
①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
四六页。
② 见上引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洪承畴揭帖；参见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
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三页。
① 顺治十二年（原件无奏报日期，仅云“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吏科右给事中
郭一鹗“为严责成以重江防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二八页。
②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六九页。此件为残本，无年月，考张王治在顺治十
一年十一月仍任工科给事中，十二月初三日任刑科右给事中，顺治十二年九月解职出京，
此件当为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春之间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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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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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三节 孙可望决策会师长江和计划被搁置的原因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2:28 星期四)
这次由当事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
主力都没有出动。就西南方面说，孙可望让姚志卓带回的信息肯定是许下了从长江中游东
下的诺言。当时，他同李定国之间的嫌隙已经比较深，定国带领兵马向广东推进，另行开
辟战场。孙可望直接指挥的军队驻于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数州县，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战场
上取得辉煌战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梦想取代永
历皇帝，需要坐镇黔、滇，不愿亲自统兵东下。于是，孙可望决定起用因保宁战役失利废
置昆明的抚南王刘文秀。史载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刘文秀被任命为“
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①几乎可以断定这正是孙可望为了配合张名振展开大规
模长江战役而作出的部署。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孙可望想象的那么顺利。在安龙的永
历朝廷和在贵阳的秦王“国主”行营之间的危机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永历帝为了保
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于在广西的安西王李定国率兵“救驾”
。就抗清大业而言，孙可望拍板定调决定采纳北线长江会师方案；李定国在顺治十年（16
53
）、十一年（1654）致力于南线同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永历八年（16
54
）朝廷给左佥都御史徐孚远、兵部司臣张元畅的敕谕中说：“今胡氛渐靖，朕业分遣藩勋
诸师先定楚粤，建瓴东下。漳国勋臣（指漳国公郑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
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仍一面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
羊（即广州），会师楚粤，俟稍有成绩，尔等即星驰陛见……”①从表面上看，南北两线
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前景颇为乐观。然而，作为原大西军第三号人物的刘文秀清楚地
意识到孙可望的骄横跋扈已经严重地威胁到西南政局的稳定。他立志抗清复明，却不愿意
为孙可望打天下。于是，他“屡辞招讨，不获；从容治装者月余，乃上道。至黔（指贵阳
）时四月矣”。②“行营诸文武郊迎，辄下车揖谢。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
授文秀（文字有误）。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国主威略，诸公侯将士智勇，庶几一日
克敌，恢复中原。某菲材，诚恐不胜。’诸人听之皆悦。越数日，乃自于营中请宴文武诸
人，优觞半，起谓诸人曰：‘皇上犹佛菩萨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辈大和尚事。’
已启言：‘营镇诸将领征，历经战已久，不患不威勇，当通以忠义谋略，如《百将传》请
书宜各颁付，听礼延文儒讲论。’又言：‘军士皆（当）推心爱惜如子，诸营镇不得虐使
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当参治。’”①显然，这是对孙可望的批评。他奉劝孙可望应该
满足于当好庙中主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萨，自己爬上宝
座，弄得不伦不类，信徒星散。同时针对诸将有勇有谋，却只知“国主”不知皇帝，提出
要加强忠贞教育。孙可望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在这年五、六月间由贵阳返回昆明，企图
举行禅位礼，黄袍加身。关于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五、六月间，曾
由贵阳赴云南昆明图谋称帝事，不仅在野史和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②，孙可望本人在途经
安庄卫（今贵州镇宁县）白水河大瀑布（即黄果树瀑布）时观赏风景，亲自撰写了一篇《
望水亭记》，其中说：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潭水且涌数丈（黄果树瀑布下有犀牛潭），
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命所司
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①
这就为孙可望在1654年五、六月间确实途经安顺、安庄卫往返云、贵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
刘文秀眼见孙可望作事乖张，内部既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危机，自应以稳定政局为首务，“
出师东伐”的计划因此搁浅。五月初七日，刘文秀“以单骑出历沅、靖诸营，遍观诸险阻
，劳恤军吏，十日而毕。又访求能知天文数术者，夏鸿胪言兴隆山中有隐士李石说星数有
验，遣书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赠之衣金而归；复以夏鸿胪荐贤谢之金”。②这
意味着刘文秀担心内变，一面加强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务，一面针对孙可望周围那些谄媚
之徒编造的“天命在秦”的“舆论”加以验证。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七月初六日“大
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今贵州天柱县，与湖南接境）③。在以后的
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孙可望同李
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内成了公开的秘密。《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
（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
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
志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
各靖其志，无蹈危殆。’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
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鑛请遣使宣谕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还吴，转渡江，由
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报命。”
概括起来说，1654年张名振、张煌言等的三入长江是复明势力东西会合战略的一个组成部
分。这个战略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
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
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只有弄清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经过，才不致像目前所见各种史籍
那样把张名振、张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看成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孤立行动，也不至于受
亲郑文人的记载影响以为是郑成功决策发动了这场战役。
南明史籍中一种常见的偏向是以晚节定论，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的殿堂不等于忠烈
祠。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说：“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
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
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①钱谦益、孙可望先后投降了清朝，大节有亏，自应遭到非议
。然而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钱谦益在弘光朝
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
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如果抓住钱谦益1645年投降过清朝，短期
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
以一笔抹杀。孙可望的情况同钱谦益很不一样，他是实力派人物。在1657年反兵内向进攻
昆明以前，处理内部事务虽有不妥之处，总的说来功大于过。接管和改造南明永历朝廷，
创造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孙可望的缺点在
于个人野心太大，特别是在对待永历帝和原来平起平坐的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上举措失
当。迫使李定国率军由湖广南下两广，虽然在客观上开辟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经显示出
孙可望“国主”的权威运转不灵。1654年他决策部署长江战役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如果能
以大局为重，不论是由他亲自率领大军东下，还是委托刘文秀为前线总指挥，战役的进程
必有可观，明、清双方的胜负尚难预料。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孙可望利令智昏，妄图推倒
毫无防范能力的永历朝廷，结果激起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岁月，事机全失。
张名振、张煌言和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翘首以待的会合上游“秦藩”之师夺取江南的恢复
大计就此化为泡影。
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清廷内部虽然也
常有勾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
，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1654年南明发动的两场战役都是有可能取胜的。在南线的广东
战场上是西打，东不动；北线的长江战役是东打，西不动。仗打成这个样子，还谈什么胜
券。查继佐在《罪惟录》里记载南明几个朝廷的覆败都归之为“天”，其实，完全是人为
的。只要郑成功以主力配合李定国，广东必下无疑，尚可喜、耿继茂难逃孔有德的下场。
李、郑联军如能收复广东全省，明清局势就将大不一样。长江战役中，明军在水师上占了
绝对优势，又有清统治区内大批复明志士的准备接应，西面可以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多。除
了孙可望指定由刘文秀统军攻常德或岳州顺江东下以外，夔东十三家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
极为有利，战斗力也非常强。直到清军进占云南（1661年，顺治十八年）以后，张煌言还
派职方司吴�去郧阳同十三家联络力图扭转败局①。上文也提及1654年长江战役时钱谦益
同文安之有书信往来，那末，为什么夔东十三家的军队没有采取行动的任何迹象呢？看来
也是拥明势力内部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同心合力，孙可望作为永历朝廷的实际行使最高权力
的人物，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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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桂《存信编》卷四。黄宗羲《行朝录》卷五《永历纪年》载：“永历八年甲午正月
壬辰朔，上在安龙府。……诏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明末滇南纪
略》《慕义开科》记甲午岁（1654）“春末调蜀王刘文秀带滇中久练兵士齐赴贵州”，下
文即述刘文秀、卢名臣是年七月攻湖南常德。记载有误，攻常德是次年（1655）的事情，
当时刘文秀也尚未封蜀王。
① 陈乃乾、陈洙纂《徐鼒公先生年谱》，在徐孚远《钓璜堂存稿》一书之首。
② 沈佳《存信篇》卷四。
① 沈佳《存信篇》卷四。
②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六月，孙可望谋僭号，不果，复如贵
州。”《云南备征志》卷十七，倪蜕《云南事略》，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均有此记载
。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十一年甲午六月，孙可望自贵州还云南
，复入贵州。张胜率兵同往。”
① 孙可望《望水亭记》，民国三十五年《镇宁县志》卷四，艺文志引旧志稿。按，镇宁
县在明代为安庄卫，从未修志；清朝道光至光绪年间修了一部《镇宁县志稿》，未刻版印
刷。本世纪四十年代地方当局访得该稿本，修成《镇宁县志》。明清之际著名人物孙可望
留下了少量奏疏，但他写的文章极为罕见。他为黄果树瀑布题的“雪映川霞”四字在瀑布
后水簾洞内，“款识已漫灭”。
② 《存信编》卷四。
③ 《存信编》卷四。
① 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十五页《颂节录序》。
① 《张苍水集》第一四八页《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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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四节 郑成功与“三入长江”之役的关系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2:56 星期四)
上文已经指出，1651年（顺治八年）清军攻破舟山后，鲁监国在张名振等统率的军队护航
下借居于郑成功控制之下的金门、厦门一带。郑成功有意把鲁监国的兵将收编，遭到抵制
后，双方保持一种联合大于摩擦的同盟关系。1653年，张名振等的统军北上既是为了重展
雄风，开拓抗清的新局面，也是为了摆脱郑成功的控制。然而，郑成功却依然以上司自居
，把张名振率军北上说成是自己所派。这在前引致李定国信里和永历朝廷给徐孚远等的诏
敕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郑成功藩下的文人按照这一口径记述长江之役毫不奇怪。如阮旻锡
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赐姓驻厦门，遣前军定西侯张名振等率水师恢复浙直
州县，并遣忠靖伯陈辉等一齐进入长江。”①杨英《先王实录》所记大抵相同。后来的史
家受其影响，都采取了这种说法。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郑成功传》云：“张名
振、陈辉之入长江也，焚粮艘，夺战舰，舟至金山，望祭孝陵，金陵闻之震动。”徐鼒《
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是年（顺治十年）春，名振请兵北上，与之兵二万，粮三艘
。”这类记载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显然严重有悖史实。第一，张名振等鲁监国的军队基
本上是保持独立系统的，并没有变成郑成功的部属，北上长江时肯定同郑成功商量过，但
不能说是郑成功所派遣；第二，张名振北上时带领的是自己的旧部（即原鲁监国军队），
说成是郑成功拨给士卒二万，毫不足信；第三，把三入长江的张名振与郑系将领陈辉并提
，显然是误以为陈辉不仅进入了长江，而且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
回事。
下面依据史实，对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与郑成功的关系作必要的剖析。
首先要说明舟山失守后鲁监国的主力损失并不太大，张名振等统率南下金厦的兵员、船只
还相当可观。顺治十一年五月清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中说：“夫洋逆张名振以十余年之积
寇，舡近千艘，众约二万余人，且日事舟楫，久狎波涛。”①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任江
宁巡抚张中元题本中说，“海寇张名振来犯崇明，联■千余号”，而郑成功则“栖居闽省
，串通海贼，资助钱粮戈兵，以牵制江南、浙江之兵，使江浙之兵难至闽省会剿”②。顺
治十二年浙闽总督佟代残题本中也说：“浙有张名振，闽有郑成功，恶比穷奇，势成犄角
。”③他们依据自己的情报，把张、郑并提，并没有混为一谈。特别是顺治十年到十一年
清方正同郑成功“和谈”，对郑成功军队的动向非常注意。郑成功为了避免给清方抓住破
坏“和谈”的口实，在张名振领军北上时也确实没有派遣自己的军队去进攻福建以北的清
统治区。何况，张名振麾下的将领和军队在史料中有不少详细记载，限于篇幅不能细说。
某些史著把张名振描写成“光杆司令”，部下的两万余众得自郑成功拨给，未免疏于查考
。
那么，郑成功派忠靖伯陈辉北上的情况如何呢？上文提及顺治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即二入长
江之后，张名振既未接应到上游东下之师，自感兵力不足，曾经南下福建厦门请求郑成功
出兵相助。郑成功因为同清廷谈判受挫，答应派忠靖伯陈辉带水陆兵一万五千名北上支援
。陈辉等奉命北上不仅是在二入长江之后，而且行动极其迟缓。清方档案记载，“陈辉、
陈奇、黄大进、黄兴、林锡、蓝芳、施举、沈奇等连■八百余号，聚党数万余人，自顺治
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流突福宁三沙地方，劫掠攻堡，四民震恐，本府及左营将领、道标中军
督率官兵与寇相持鏖战二十余日，……各逆因而失利，于九月初三等日始扬帆败遁北指。
本道复令本府提师尾追堵剿至秦屿店、下沙埕一带，诸寇方舍闯入浙海而去”①。顺治十
二年“福建巡抚残题本”中说：“该道看得，海逆联■北上，自顺治十一年八月起蹂躏福
宁各汛，随处堵剿殆无虚日；至今年五月二十七日贼船三百余只，贼首陈辉等六镇鸠集万
余，抛泊官澳内，分一百号进钓澳，截我去路。”②这两件档案证明陈辉的率舟师北上是
在1654年八月间，而且在福建福宁地区进攻清方营堡，直到九月初才起航赴浙江、江苏海
域。那么，陈辉部是否参加了这年十二月的三入长江之役呢？回答是也没有。顺治十二年
三月初七日，清江南总督马国柱从来降的明游击罗西峰口中获悉：“张名振现有水艍、犁
■等舰八十余只、沙船四百余只。张名振曾向国姓夸口南下，故此国姓派陈辉领战船二百
艘，并带有兵士；又阮四之大战船近百艘助伊。伊等于去年九月二十六日祭江，其声势浩
大。船起航后，因张名振着陈辉降下旗纛，二人于濠头分裂。十月初五日抵达洋山，遇狂
风，陈辉船顺风向温州黄华关以南之三都地方聚集。如此可断言其未来本地。阮四前曾行
文国姓，请求招募南田之五六百户人家耕种官田，国姓准之，阮四乃屯驻于官田。是故虽
经张名振屡次行文调兵，亦未能来。”①这场“旗纛”之争的详情不大清楚，但作为郑军
嫡系大将陈辉同张名振在距长江口不远的地方会师不过十天左右就闹翻了，陈辉率部南下
浙江温州海域。张名振、张煌言的失望可想而知。陈辉的不肯参加入江战役，自然不是他
擅作主张，而是奉郑成功之命。次年（1655）正月，郑成功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的信中说
得很明白：“自去岁议和之后，不佞遂按兵不动，即江淮截运之师，亦暂吊回；遣进浙西
之旅，亦戒安辑；孙（可望）、李（定国）请援之兵，亦停未举。此示信于清朝，不可为
不昭矣。”②总之，张名振等进行的长江战役，郑成功给予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
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尽管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战果，他们深入虎穴的英勇献身精神极堪称
道，而客观上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意义在于：一是打击了长江下游清朝统治，暴露了清
政府长江防务的脆弱。次年（1655）五月，清廷派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领八旗兵
驻防镇江京口；③同年八月又重新设立江南福山、杨舍、江阴、靖江、孟河、永生各营及
沿江汛兵一千八百名，④并且把储藏在江宁库中的红衣大炮移至京口，算是亡羊补牢。二
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舳舻相接，金鼓齐鸣，直入长江数百里，对大江南北复明势力
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三是在战略上配合了李定国进军广东，迫使清政府不敢抽调
江南附近的军队赴援广东。四是取得了入江作战的经验，后来郑成功大举进攻南京，由张
煌言担任前锋乃是意料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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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一页。
②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七十七页。
③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六九页。
① 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查覆疏稿》，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福建巡抚宜永贵为塘报事
。
② 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四五页。
①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尚书李际期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二
八—一三二页。按，南田为浙江象山县南与石浦相对的海岛。
② 《先王实录》。
③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
④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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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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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五节 刘文秀进攻常德失利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3:16 星期四)
从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春天开始，明清双方在湖南战场上长期处于相持局面。
这是因为双方都吃了苦头，实力又大致相当的缘故。就南明方面来说，孙可望既同李定国
闹磨擦，自己亲自指挥的宝庆周家铺战役又以败北告终，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在相当一段
时间里扼守着辰州（沅陵）、沅州、武冈一线，同清军对峙①。清朝方面也汲取了桂林、
衡阳连遭重大挫折的教训，在湖南的满汉大员避免重蹈覆辙，力主持重，守着常德、长沙
、宝庆地区，待衅而动。这年（1653）十一月，洪承畴以经略大学士的身分到达武昌。在
摸清了双方兵力部署之后，深知自己面临的局势相当棘手，忧心忡忡地向清廷奏报：
湖广地方辽阔，襟江带湖，山川险阻，为从来形胜之地。今寇乱多年，用兵最久，人皆知
逆贼孙可望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旗、姚黄、一只虎等肆害于湖北。兼以土寇附合，
苗贼胁从，群聚抢攘，是湖广腹里转为冲边要害。臣今暂驻武昌，见闻最切。如辰、沅、
靖州见为孙逆等贼盘踞，水陆不时侵犯。宝庆所属之新化、城步各县虽经归附，而孤悬窎
远，屡报危急。永州府地界西粤，瑶贼出没无常。桂东、桂阳又与江西之袁州、吉安各山
县接壤，有红头逆贼结聚，官兵见在会剿。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后通澧州，苗蛮杂
处，时常蠢动。即衡州、长沙虽已收服，而逆党观望，实繁有徒。此湖南之情形也。以湖
北论之，汉阳、黄州、安陆、德安四府粗安，而郧阳之房县、保康、竹山、竹溪四县有郝
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诸寇，窟穴于羊角等寨，每营万余，虎踞县界，杀掳肆行。郧县
、郧西、上津三县，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贼竟掳舟渡江，两岸蹂躏，逼郧阳仅数十里。
近又自均州槐树关渡河者万计。襄阳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县有一只虎（李过，
即李赤心）养子小李（即李来亨）、马蹶子（即马重禧）、党守素、李世威等诸贼，位于
七连坪等处，将居民逼扶（挟？）供粮。光化县倚山滨江，残废无人。荆州府属之归州及
巴东、兴山长阳三县接连西蜀，虽升补官员，从来未入版图，无任可到，为姚黄、王二、
王三等诸逆老营。而夔州之界，只有贼首谭诣、谭韬诸头目数营，俱窟穴于巫山县等处，
游抢于彝陵、■都、远安、松滋、枝江五州县地方。郧阳治臣朱国治屡报贼情紧急，亟图
会剿。此湖北之情形也。计今日官兵分布机宜，湖南见有满洲大兵、陕西满兵及提督各总
兵等官兵，分驻武冈、衡州、宝庆、常德一带，可备防御。然各郡窎远，联络不及，实有
首尾难顾之虑。若荆州属县，贼孽正炽，倘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不惟我
兵腹背受敌，而大江以南，恐至骚动，此尤当急为筹划。臣与督臣祖泽远会商，长沙系湖
南、北总会之区，衡、永、辰、常、宝庆必由之路，即（既）可以接云贵，又可以达广西
，武昌藉以为屏藩，江右倚以为保障，臣必往来驻扎其间，始可回应调度，相机进取。…
…①
清实录在记载上引奏疏，底下接着说：洪承畴“又疏言：顷者桂林虽云恢复，其实附郭止
临桂一县，外郡止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而已。逆贼李定国距省仅二百里，眈眈思逞，
满洲援剿官兵岂能久留？将来恢复州县，何以分守，兵至则贼退，兵去则贼复合。彼逸我
劳，甚犯兵家之忌。又若孙逆探我兵出援，因以靖、沅贼兵截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
反置孤军于徼外，种种危形，显然易见。……”②
身膺经略五省重任的洪承畴这样连篇累牍地叫苦，有他不得已的隐衷。清廷委派他统率从
各省抽调来的“精锐”汉兵经营五省，本意是推行以汉制汉政策，顺治九年跟随尼堪、屯
齐等出征的大批满洲八旗兵被牵制在湖南，急需返京休息。所以，清廷在委任洪承畴之时
，颇有言听计从的样子，实际上是让归附清朝的汉族官僚、兵将扮演征服西南未定地区的
主角。然而，洪承畴指定调集的兵马只有一万多人，加上原驻湖广、广西、四川的绿营兵
也绝对难以同孙可望、李定国等指挥的南明军队相匹敌。跟随他进入湖广的一个幕僚写道
：“时可望营头众盟八十余万，各省俱备，独秦人有万余。”①对明军兵员数估计过高，
但南明兵力尚强当系事实。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洪承畴带
领调集的汉兵“精锐”到达湖南，驻防岳州、长沙、宝庆一带，贝勒屯齐立即班师回京，
这支八旗兵的进军是清朝入关以来损兵折将、被拖住时间最长又最无战果的一次军事行动
②。屯齐部八旗兵久戍得代以后，洪承畴知道仅仅凭借自己麾下的兵力要对付孙可望直接
指挥的湘西、贵州明军和夔东十三家军队不仅不能克敌致胜，连守住湖北彝陵、荆州，湖
南常德、长沙、宝庆一线都毫无把握。至于他经略范围内的广西大部分地区仍为南明大将
李定国所控制，就更是力不从心。何况，当时湖南久经战乱之后，地方残破，“大敌在前
，小寇在野。满兵络绎，加送迎之烦。而招徕一二难民亦复鼠窜。百姓不来，有司欲去”
。经略驻节的长沙“满城极目萧条”③，宝庆（今邵阳市）“城内城外无民无房，并蔬菜
买卖俱无”④。凭借这样一个烂摊子要同明军相周旋，确实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洪承
畴一面竭蹶从事，努力组织绿营等汉兵固守地方，一面请求朝廷另遣满军助战，督促清廷
命靖南王耿继茂迅速移镇广西梧州，实际意图是把攻取广西、牵制李定国部明军的责任推
给广东当局。①
清廷收到洪承畴的奏疏以后，也知道单靠洪承畴节制的汉族兵马难以同明军一竞高低，就
在1653年（顺治十年）十二月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
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带领满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敕谕中说：“尔等公同经
略辅臣洪承畴悉心商确，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驻劄，其用兵机宜，悉同经略议行。……
”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陈泰被任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虽在1653年底，他统兵南下
却是相当晚的，大约是在屯齐部清军1654年回京之后方才起行，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
春夏之际陈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额真济席哈（季什哈）和蓝拜的军队才进入湖南，他
本人带领的军队行至湖北监利县境因江水泛滥，河堤冲决，无法前进③，直到病死军中也
未能参加战斗。二是清廷给他的敕谕措辞上颇有讲究，只命他“镇守”和“驻劄”湖北、
湖南的扼要地方，而没有“进取”、“剿灭”字样，这充分反映了清廷统治者自知己兵有
限，南明军势尚强，再也不敢孤注一掷了。清方在周家铺战役险胜之后，满、汉大员屯齐
和洪承畴等人满足于株守湖南腹地，避免同近在咫尺的明军决战。明军方面也同样偃旗息
鼓，毫无作为。孙可望在宝庆失利后自知斩将搴旗非己所长，决定重新起用抚南王刘文秀
。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据史书记载，他废居昆明时“益
循循，谨训子（刘震）读书为儒者风，欲入鸡足山学道”①。1654年初在孙可望坚持下他
出任“大招讨”，由于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时领兵出征。直到1655年（永历九年，
顺治十二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明臣（或作卢名臣）、冯双礼等部马、步兵丁六万
、象四十余只，踏上了东攻湖广的征途。四月，刘文秀部集结于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
，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得
手后再北攻武昌②。
按照刘文秀的部署，明军进攻常德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他派卢明臣率领一支军队乘船由
沅江前进，自己率军由陆路进发。当时，正值涨水季节，卢明臣的军队乘坐一百多艘船只
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县，活捉清朝知县李瑢。③可是，刘文秀亲自带领的主
力却因为连日下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根本
无法同卢明臣所统水路军队配合作战。
清朝五省经略洪承畴和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的消息后，迅速作出对策
，除了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守省会长沙外，五月初十日，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
，加强防御力量①。五月二十三日夜，卢明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到优势清军伏击，由于
得不到陆路明军的支援，激战到次日，卢明臣中箭落水牺牲，水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②
清军乘胜加强了面对辰州的防务。刘文秀水、陆两路夹攻的计划既告失败，卢明臣的阵亡
又严重影响了士气，他随即放弃了攻取常德的计划，带领军队退回贵州。孙可望对刘文秀
的举措深表不满，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让他返回云南昆明闲住。
刘文秀出师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任大招讨就很勉强，缺乏克敌致胜的信心
，水师失利之后，他自己统率的主力并没有同清方对阵即自行撤返。上文说过，陈泰本人
带领的清军因道路被洪水淹没受阻于湖北监利县境，此后不久陈泰就病死于军中。刘文秀
在前锋失利、主力完整的情况下本来还可以寻找战机，他的不战而返，说明他无意于此。
其次，在战术上刘文秀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天时、地利。水、陆并举的方针固然正确，但是
在夏汛到来之际应该率陆路兵马提前行动，然后才出动水师，由于他安排不当，致使水师
孤军深入，陷于呼应不灵的绝境。
孙可望任命刘文秀为大招讨，本意是让他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率军由湘出
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当时屯齐部清军北撤，陈泰部清军尚未南下，正是一
举击破清经略洪承畴拼凑的汉军、进取江南的大好时机。由于孙可望的图谋篡位，刘文秀
只好按兵不动，导致东、西会师的计划全盘搁浅。在几经拖延之后，刘文秀才在1655年五
月部署了进攻常德之役。这是原大西军联明抗清以来，最后一次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刘
文秀无功而返，随之而来的是围绕拥戴和取代永历帝的内部倾轧，南明朝廷已经无力东顾
了。清方在陈泰病死后，于1655年（顺治十二年）八月任命固山额真阿尔津接替宁南靖寇
大将军职务①。阿尔津同洪承畴统率的满、汉官兵在军事上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基本上
仍是在湖南西部同明军相持。1656年（顺治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洪承畴在奏疏中承认自
己奉经略之命“将及三年，犬马之劳不辞，而尺寸之土未恢”②。这种局面直到南明内讧
，孙可望叛变投降清朝才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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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顺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中说：“孙逆党众见占踞辰州、沅州、武冈各
处。”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页。
① 洪承畴的这件题本收入《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一九—一二
一页；但这部书的编者将此题本系时于“顺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实是顺治十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同一内容摘要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顺治十年十一月庚申日，是月
癸巳朔，庚申即二十八日。何况，顺治九年洪承畴还没有被任为五省经略。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
① 丁大任《入长沙记》，丁当时在偏沅巡抚袁廓宇幕中任职。
②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中说：“四月初旬，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
插问，即值贝勒大兵班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六—一四八页。
③ 丁大任《入长沙记》。
④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八
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页，经略洪承畴顺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揭帖。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
③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六六
页。《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三记顺治十二年八月“革澧州道张国士职，以大军将往荆州，
推诿路险难行，不加修葺，贻误军机也”，可资旁证。
① 沈佳《存信编》卷四。
② 康熙二十四年《桃源县志》卷一《兵燹》记：“乙未十二年，春二月，寇复东下，知
县李瑢被执去。劄营邑之邹市、李家洲等处，寻旋兵。夏五月，寇大举，水陆俱下，步马
十余万，象四十余只，列营燕子砦一带。连雨溪涨，马、步兵滞留数十日，以水师前锋败
死，宵遁。”《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顺治十二年六月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疏报，刘文
秀、卢明臣、冯双礼所统兵马为六万，船千余艘。《清史列传》卷四《陈泰传》也说刘文
秀、卢明臣、冯双礼“帅师六万、楼舮千余，分兵犯岳州、武昌，而文秀以精兵攻常德”
。
③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为察报桃源失事情形”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
丛编》第六辑，第二五八—二六四页。
① 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揭帖残件（顺治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到）云：“常德府于四月十七日
果有贼警，二十三日报到衡州。五月初十日职闻荆州已发大兵赴常德援剿。”（《明清史
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六一页）。《清史列传》卷六《苏克萨哈传》说：“十二年，贼
帅刘文秀遣伪将卢明臣、冯双礼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苏克萨哈（时为镶白旗护军统领）
伏兵邀击，大败贼众。明臣等复遣贼纵舰拒战，又击败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战舰千余蔽
江而下，苏克萨哈指挥军士，奋勇截击，明臣等悉众抗御，我军协力扑剿，六战皆捷，纵
火焚其船，斩获无算。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刨遁，降其伪副将四十余人，文秀走贵州。”
②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记，大将军陈泰这年六月奏疏中说：“明臣赴水死。”《清
史列传》卷四《陈泰传》记常德战役清军先后在常德城下，沅江中，德山下击败明军，接
着在龙阳（今湖南汉寿县）又败明军，卢明臣即在此地“赴水死，（冯）双礼被创遁”。
龙阳靠洞庭湖西，参考清方奏报，刘文秀的战略意图很可能是遣卢明臣、冯双礼率舟师由
沅江入洞庭湖，东攻岳州。沈佳《存信编》卷五记，永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丙午，“刘文
秀、马进忠与武大定等攻常德，不克。……七月癸未朔，孙可望命刘文秀、冯双礼、杨国
栋、莫宗文、卢明臣等领兵由辰州袭取常德，水陆并进。明臣战舡夜至常德城下，清将杨
□（当为杨遇明）伏兵暗击之，明臣中箭堕水死，水师遂败，陆兵走回”。误将常德战役
写成五月、七月两次。
①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三。
② 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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